论庾信与吴伟业的精神契合

庾信与吴伟业两位诗人精神特质上有诸多契合之处，他们在人格精神上都具有游移性，身陷失节境地时又都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为摆脱精神上的绝望感，同时他们还都存在着一种自辩情结和逃避心态。     

吴伟业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因屈节仕清，后人多有嘲讪。当今学也因各种原因对其诗歌重视不够。本从其身世入手，联系作品实际进行分析，认为吴伟业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吴伟业可称继社甫、白居易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论《采菽堂古诗选》对庾信的推崇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在明清时期诸多古诗选本中表现出对庾信的特别推崇,称许其性情至深,才气横溢,尤重其使"辞"之能,作为其诗学观"情辞并重"的典范,并从诗品与人品方面就历代对庾的批评给予辩解。在论杜甫与庾信的继承关系中,强调庾信"前代之师"的地位,甚至认为杜对庾之五言"亦趋亦步"。这样的推崇与编选者的身世经历和诗学观念相关,也是陈氏意欲为六朝诗正名以及建构六朝诗史的一种手段。     

论《采菽堂古诗选》对庾信的推崇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在明清时期诸多古诗选本中表现出对庾信的特别推崇,称许其性情至深,才气横溢,尤重其使"辞"之能,作为其诗学观"情辞并重"的典范,并从诗品与人品方面就历代对庾的批评给予辩解。在论杜甫与庾信的继承关系中,强调庾信"前代之师"的地位,甚至认为杜对庾之五言"亦趋亦步"。这样的推崇与编选者的身世经历和诗学观念相关,也是陈氏意欲为六朝诗正名以及建构六朝诗史的一种手段。     

杜甫与庾信恋乡情结之比较

杜甫与庾信晚年都因漂泊异乡而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浓郁的恋乡情结,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一传统主题的内涵。本文着重比较分析两位诗人因身世经历、人格境界、政治理想的差异在乡关之思这一共同的主题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同。     

庾信诗赋中"隐遁之念"辨析

庾信集中涉及隐居内容的诗赋为数不少,这些诗赋创作于庾信入北后的前、中两个时期。前期创作集中于入北的最初六年,流露出向往隐居的强烈意愿,其实质是借隐居来消解心理重压。中期创作于周武帝建德初,庾信受当时北周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而赋闲在家,诗赋表达的是不甘于隐居、渴望被重视的"求官"意图。庾信入北以后,其仕宦经历、思想历程都曾发生各种变化,对庾信诗赋中的"隐遁之念"应辨正地看待,把握其变化与实质。     

庾信的入北经历及其边塞诗创作

庾信在北朝期间,曾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边塞诗.依据其边塞诗表现内容的不同分两类,一类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中的边塞诗,反映了诗人感伤身世、思念故国的感情,基调悲凉激楚.另一类是庾信在亲历北方边地生活之后,创作出来一些深刻反映边地战争和军旅生活的诗篇.这些诗作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作了良好的铺垫.     

乱世佳人“双城”故事——萧红、张爱玲及其《小城三月》、《倾城之恋》的比较解读

萧红和张爱玲是两位优秀的现代女作家。从她们相似的身世背景及情感经历比较分析入手,结合其代表作品《小城三月》和《倾城之恋》的比较解读,品味＂双城＂故事的爱情意味。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探究两人创作风格上个性差异及其相同的精神内源。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陆游辛弃疾咏梅词之比较

本文比较了陆游、辛弃疾的咏梅词的异同：两人咏梅,都是词人审美观念的外化、人格理想的寄托,但是两人审美情趣与人格内涵却有差异;两人咏梅,都有意或无意地将梅花作为身世的寄托。但是,陆游咏梅词的寄托,似乎与自己的经历遭遇不甚吻合;而辛弃疾赋梅,则往往不离自己的身世,其雄心、其智略、其幽愤之情、其身世之感,都在不经意之中,从字里行间隐隐泛出。     

创伤记忆与庚信后期的创作

庾信一生曾经历两次大的灾难,侯景之乱与江陵之祸,这成了庾信一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创伤记忆,也是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主题.创伤记忆造成了他认知上的异常与敏感,使他的创作张力始终保持不衰,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动力所在.     

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诗主题的接受

阮籍的《咏怀》诗主要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变幻莫测的时事所激起的盛衰之叹,二是身处乱世而悟出的人生哲学。庾信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大的祸乱,由南入北,饱受了逃亡与羁旅之苦。相似的人生处境,使得阮诗成为庾信取法的对象。文章分析了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诗"荣衰""生死"两个主题的接受,及《拟咏怀》中"乡关之思"对阮籍《咏怀》诗主题的深化。     

庾信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庾信生活在动荡的南北朝后期,以文学才能深受梁、西魏和北周朝庭的优遇。他早年出仕的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朝代。在文学上庾信与徐陵齐名。但有些诗因写得“浮放”、“轻险”而被一些人称做是“辞赋之罪人”。由于战乱,他前期的诗文都不复存在了。出仕西魏后,生活经历的丰富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促使其诗文“绮艳”、“清新”、“老成”。如杜甫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辞赋动江关”。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庾信交游资料考辨

庾信一生交游广阔,与南北朝众多文士都有交游唱和。关于庾信交游的研究,只有少数论著和论文有所涉及。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庾信交游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结合庾信的生平、创作情况和相关史料记载,对庾信作品中出现的颇有争议的＂徐报使＂、＂裴仪同＂、＂何仪同＂、＂薛文学＂等交游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才能进一步理清庾信与徐陵、裴政、何妥、薛道衡的交游情况,更准确地解读庾信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     

论庾信后期诗歌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来对六朝的诗歌评价甚低,但对庾信的作品却多有推崇。如杜甫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又如陈沆认为庾信的《拟咏怀诗二十七首》成就很高,“诗史之目,无俟杜陵。《哀江南赋》,与此表里”(《诗比兴笺》)。从杜陈二氏的意见来看,庾信之所以受到推重,盖主要在于其后期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强的写实精神,内容比较丰富,情感比较深刻,描写比较真实。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对其后期诗作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那么,我们对庾信的认识,仍然将是笼统而又模糊的。庾信后期的诗歌创作,的确具有写实的特点,但在不同的阶段,其写实的程度不同,其艺术成就也有高低。     

川端康成与佛教精神

艺术与宗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川端康成由于独特的身世和经历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作品鲜明地表现着对世间苦难、生死不灭和人生无常三个方面的体验和感悟,晚年作品所体现一种对人性的张扬和生命本能的追求是他对佛教精神的跨越.     

庾信诗歌词复句法探论

字法句法的讲求是传统诗歌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魏晋以降 ,字法句法应用已有零星出现。庾信则有意地加以拓展 ,使之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种稳定的表达方式。文章以词复句法为例 ,具体分析庾信积极的主观探索所取得的创作实绩 ,指出庾信诗歌这种新的创作倾向及实践对后世字法句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期弥补文论对六朝、尤其是庾信字法句法成绩认识的不足。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吴伟业《鹿樵纪闻》辨伪

《鹿樵纪闻》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常常要用到的一部重要的野史。这部野史的作者,长期以来,普遍都认为是吴伟业。因为其序言末尾署名为“娄东梅村野史”,娄东是太仓州的别称,梅村是吴伟业的号,那么,太仓州之梅村者,不会是别人,当然是吴伟业     

庾信与“徐庾体”的关系

“徐庾体”是诗文并指的文体概念，它一定程度地促进和激励了庾信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客观上奠定了庾信“集六朝之大成”之文学史地位的基础。“徐庾体”的创作规范养成了庾信深厚的艺术底蕴，所以，当庾信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时，他才能创作出撼动江关的暮年之作，才能成功地将北方的文学风格融入自己原有的南朝文学风格中，使它们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使后代人推崇备至、影响深远的作品。这样，庾信则又由于“徐庾体”奠基之功，使他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造成超越“徐庾体”的事实：集六朝之大成，启唐人之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