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改造——以清末新政时期山东城市宗教空间改造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以西方及西方化的日本为模板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面对隙地无多和财政窘迫的现状,政府多采取征用"他者"建筑的办法筹备新政事业的基址。被征用的空间以庙宇等宗教空间居多,因为在维新改革的清末新政时代,它既"危险"又"无益"。这种城市空间的征用以现代化为名义,国家权力扩张和现代性诉求相互纠缠其间。城市空间的改造致使原有的城市空间逐渐被侵占,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空间不断涌现,逐步替代了原有城市空间并实现了城市功能的转化,初步完成了城市的现代转型。     

单位大院的变迁——以空间社会学的视角

本文尝试以空间来解读时间,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阐释单位社会变迁的过程。转型前的单位是国家权力进行空间统治的空间组织单元,转型时期单位作为相对独立的空间利益组织的特点凸现,单位的空间实践在权力的操控下主要遵循市场逻辑。     

和谐理念下的城市发展: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视角

和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构建和谐城市,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而且对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将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构建和谐城市,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空间,体现人文关怀,从而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角,剖析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助于以和谐的健康、人性化理念探讨发展对策。     

空间与存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逐步转向空间的同时,空间理论也日益重视空间与存在的关系。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的哲学研究中,身体不断得到解放,逐渐获得理解存在与空间关系的原初性地位;与此相应的是,本雅明、海德格尔、巴什拉、詹姆逊等理论家都深入探讨人的空间经验,揭示现代人的空间焦虑与危机;在此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社会空间中权力关系的研究成为空间理论的重点,也成为解读现代社会中空间与存在关系的关键。由此,身体、经验、权力成为贯穿20世纪西方空间研究的关键词,也构成理解空间与存在的三个重要维度。     

身体与空间:拓展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两个维度

人类哲学思维由意识与时间转向身体与空间具有必然性,是由人类思维活动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一则因为身体与空间与人类的思维活动具有原初设置或生存论意义上的关联,且先于人类对意识和时间的理论思考,这决定了人类哲学思维会不断向它的出发点回归;二则因为二千多年来哲学对意识和时间的倾力关注和对身体与空间的忽视形成了所谓形而上学的西洋镜,它已经或正在把人类拖入一条可怕的危险的道路。这一转向由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不过,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这一转换及其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重视和阐发,相反倒是被当今各种身体和空间理论给忽视和遮蔽了。因此重新梳理历史唯物主义与身体和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许会深化并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工业空间演变与空间再生研究——以深圳旧工业区升级改造为例

旧工业空间再生是城市经济转型与产业重构的空间响应与物质栽体。快速城市化发展推动了城市工业空间的急剧扩张,面对城市新增空间资源日益紧缺的困境,以旧工业空间改造为主的存量优化成为重要的空间策略。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不同的空间开发模式以及城乡二元管理结构,使得深圳的旧工业空间因历史累积效应呈现差异化特征。进入深度城市化阶段的深圳城市空间再生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空间矛盾与利益冲突,也对政府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身体美学:回归身体主体的美学--以西方美学史为例

20世纪是身体美学迅速扩张的世纪,人体借助大众传媒的崛起之势跃升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然而,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相应话语都仅仅把身体当作审美客体,这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词组有以下可能意义:(1)以身体为审美主体的美学;(2 )以身体为审美客体的美学;(3)以身体为审美主体且同时以身体为审美客体的美学。将身体当作众多审美客体之一并非新鲜的主张,这种意义上的身体美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美学革命。本文所说的身体美学首要地指以身体为主体的美学。这种意义上的身体美学不是美学的一个学科,而是所有回到了其根基的美学本身。它的诞生意味着美学在漫长的迷途之后终于回归了身体之根。以身体为主体的美学迟至19世纪下半叶才由德国哲学家尼采冲创出来,并且在2 0世纪仍未在西方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呈现这个复杂的逻辑因缘有助于我们建构真正的身体美学。     

城市空间和大学校园——以日本国立大学校园空间变迁为例

大学校园在城市发展中有其特殊的物质、文化机能。本文从El本国立大学校园在历史上的变迁,即从空间形态、空间位置、空间聚集方式等三方面的视点,阐述了大学和城市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大学校园在空间形态上的变迁,体现了大学和城市之间的延续性和渗透性;大学在空间位置上的变迁上体现了大学对城市的依赖性;以及大学在空间聚集方式上的变迁体现了大学相对于城市的独立性等相互关系。     

身体史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女性卫生行为研究

清代的大型女性类书《奁史》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女性洗浴、熏染、遮蔽等卫生行为。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卫生行为是古人清洁卫生、身体保健理念的呈现。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卫生行为又是男性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规训——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凝视”“塑造”女性的身体。古代女性为了迎合男性审美,只得接受男性的规训,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对身体的要求。     

传统工业区改造中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为例

城市社会空间主要通过对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和其在空间上的表现进行分析,揭示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在城市中的时空过程和时空特征,揭示城市的社会分化。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中,单位制的解体、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重组和搬迁、旧城区改造等都塑造出了独具特殊印记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模式。     

空间乌托邦的现代性建构——以城市空间的先锋派试验为例

西方20世纪前期的先锋派围绕城市空间进行了一系列艺术试验,从而开启了空间乌托邦理论建构的先河.无论是圣埃利亚的"未来主义城市",还是科比西埃的"明天的城市".作为先锋派借助城市空间表达其现代性体验的范本,都希望通过空间关系的激进变革来建构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这种立足于现代技术神话基础之上的空间乌托邦试验最终均归于失败,这一结果深刻揭示出现代性的悖论逻辑,也为当代城市空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基督教在中国的身体规训——以太平天国为例

基督教的身体观中蕴含着对身体规训的意味.洪秀全受基督教启发而创立拜上帝教,后又利用宗教建立并治理太平天国,所以基督教对天平天国的意义非同寻常.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和经典,以其身体观和身体规训为典范,对统治区内的身体进行各种规训,以此作为治理太平天国的一种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的身体规训仍然在继续,并且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进而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元宇宙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以元宇宙“虚拟城市”为例

元宇宙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必将引起网络空间结构的深刻变革。网络信息空间曾经是以高度流动性、身体不在场为主要特色的缺场空间,而元宇宙则凭借新的技术手段打造三维拟真场景和身体高度涉入的沉浸感,从而对互联网缺场空间形成重构,使网络信息空间进入到“虚拟在场”的空间状态。元宇宙空间已经不仅是一个用于快速传递信息的节点间网络,更是一个有明确物质载体的数字地域共同体。网络信息空间变得具有更多城市空间的属性,网络信息空间中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像城市空间生产。从元宇宙“虚拟城市”的早期案例中可以发现,其既有资本主导、投机炒房等空间非正义的一面,也有用户自主参与、区块链去中心化等空间正义的一面。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从历史建构到城市营销: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策略与逻辑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古城更新实际上是涵盖了物质空间重塑、精神空间营造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空间生产过程。通过对山东省十项古城更新实践的考察发现,古城的空间生产表现为围绕历史建构而展开的古城重塑过程,在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下,针对古城空间生产的不同维度采取具体的、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而古城空间生产实质上是一个围绕城市营销而展开的权力博弈过程,在政治—经济的路径之下,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围绕古城场所改造和业态布局、古城品牌和城市营销、古城空间使用价值等方面运转和冲突。这种路径特征意味着古城空间生产在权力运作中应捍卫不同群体所拥有的城市权利,实现多元协同、包容差异的空间生产。     

论大国兴衰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为例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大国间的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的发展相生相伴,共同促进国际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纵观美国的大国成长史,其中既有对国际法的有效利用,也有对国际法的扭曲与践踏。新世纪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仍将平衡在权力与国际法之间。这对我们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应当认清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相互依赖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要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发展空间关系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城市是人口的主要承载体,人口的迁移流动对城市的发展会产生影响。城市发展空间对特定迁移人口具有汇聚作用,对人口的迁移方向具有指引作用,人口迁移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城市的空间。若两者配合失衡,则将互为制约因素。     

治理单元视角下功能区空间边界与权力结构的调适

作为实体性行政区之外灵活设立的治理单元,功能区发挥着经济增长排头兵和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田的功效,也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规避治理风险,实现政策创新的重要支撑。为实现与行政区的协同,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治理优势,功能区也在不断革新。立足治理单元视角可知,功能区变革分为空间边界扩展和权力结构优化两类。空间边界的扩展包括功能区范围的扩大和直接以行政区作为功能区两种形式;权力结构的优化指功能区管理体制和权力关系的调适。分析功能区治理单元的发展,有助于把握新时代功能区变动的治理意义。功能区的转型升级需要以优化空间治理体系为目标,根据国家战略确定其功能边界和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