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性”的失语与“情”的独语——以朱熹为重点的儒家性情思想考察

从儒家对性的界定入手,以朱熹为重点考察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思想脉络,探究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学理根源,并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人情社会、私情泛滥对现代性伦理构建的阻滞为理论归旨。     

先秦哲学中的“静”观念

静,最初与动相对,后来逐渐发展出政治安宁等褒义,并在春秋时期具有了德行的意义。先秦儒家十分重视静,孔子以静比喻"仁者",孟子讲"不动心",荀子讲"虚一而静",都认同静在工夫修养中的意义。但在儒家看来,静并不是第一性的观念,它是依附于礼或心的第二性观念。而在道家思想中,静被视作第一性的观念,是可以代表道的,所以静是道家本体论、宇宙论、修养论的重要观念。在法家和纵横家等其他先秦诸子的理解中,静则被视作一种有效的工具或方法,来实现政治目的。经过先秦哲学的发展,静具有了工具性、工夫论、本体论等丰富含义,这是动所没有的。     

"情":传统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基础

儒家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伦道德之建设,在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但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是什么?长期以来,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传统对于儒家道德哲学的解释一直都是从“性”来论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也就被认为是儒家道德哲学当然的基础。本文则认为儒家对于道德问题的阐释,主要是从“情”出发的,“情”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文章从“情”的来源、运作、本质特征以及道德功能实现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是在“情”(而非“性”)的基础上,儒家的道德哲学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以“性”为儒家道德哲学基础的理解乃是被儒学“因情而论性”的解释模式所误导。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以“敬畏为阶”谈儒家“存而不论”的意义世界

“子不语怪力乱神”使得儒家在理解天道、鬼神问题时略有神秘主义色彩。其实,除了“尽心知天”的意义架构路径外,以敬畏鬼神为切入点来“知天”是儒家建构意义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存而不论”的字面意思无法反映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因为这种方式在现实中有一套相应的丧祭礼仪,规范着人们行为,影响、塑造着民俗人情。丧葬礼仪并不简单地是基于神道设教的理论预设需要,而是以内在敬畏的真实情感为基础的意义表达。现代社会对儒家敬畏感的缺失和对鬼神“在场”的消解导致人们避谈儒家的鬼神观念,将儒家建构意义世界的这种方式视为否弃对象。缺乏敬畏的儒家意义世界难以展开,敬畏对象的普世性是儒家在现代社会重获认同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礼记》中的鬼神观念为主要探讨对象,探析儒家另一种“知天”的基本内涵,思考儒家修身学说的理论前提。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     

“比兴”的生命感应:“诗”与“思”的对话

“北兴”实际上是儒家诗学“人情”的一种致思方式。通过“入情”，“思”被“诗”化了，那么诗化的致思方式究竟是一种毫无规律性的胡思乱想，还是有一定内在的运用机制？如果有，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精神内蕴，而且对后现代背景下的当代诗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过去我们往往只满足于指出形象思维的逻辑是情感和想象。但对情感和想象本身的“逻辑”却缺乏必要的说明，本文着力于从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中“诗”与“思”的积极对话的探讨，继续展开对诗化之轴运作机制的追问，以就教于方…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儒家"情"的观念的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

本文在历史的纵向顺序和文化思想的横向坐标两个维度上对先秦至唐儒家"情"论的尚情、性恶情恶、性中有性善情恶、去情复性等发展阶段和不同观点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探讨了儒家"情"的概念的发展以及情感在其性情论中的地位.     

先秦儒家情礼关系探论

先秦儒家对于情礼的看法是辩正的 ,礼出于情而又制约情。对儒家关于“情”的论说不能片面理解。“情”不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 ,而是受到礼的制约。这说明儒家关注的并不是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地位 ,而是用礼来制约人 ,使人在无意识中自然地服从礼的规范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墨家“交利论”的哲学探析

“交利论”是墨家思想的内在根据。本文主要探讨了墨家的“交利论”,分析出“交利论”中利的来源及利的标准性。“交利论”的人性论基础是“善少恶多”,“交利论”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同时“交利论”又是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从出土文献看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性——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郭店和上博的出土竹简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崭新的文献依据,但迄今为止,利用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研究尚多局限于先秦。以往学界流行的看法多认为宋明理学诸多观念是佛教影响的产物,对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一脉相承多有忽略,甚至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对此,文章运用郭店和上博的有关儒家文献,将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关联起来考察,具体论证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性"、"情"和"无"这三个重要哲学观念上的连续与一贯,揭示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内在连贯性,既扩展了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应用范围,也对以往过于重视宋明理学中的佛教因素而忽视其中先秦儒学固有内容的倾向有所补充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