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韧性：新中国治水史的政治现象学分析

新中国的水治理创造性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模式，即在继承传统政治合法化资源与吸收现代化背景的各种要素之过程中，扎根本土场域，以国家为主导，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并在其中构建国家韧性。国家韧性依赖于国家政权认同、治理绩效、执政理念三个层面的建设，新中国治水史的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并突出体现了该逻辑的共性，这构成了文章的主线。治水实践以外，每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困难和障碍之时，治水的精神力量亦是巨大的。在如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更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治水历程，厘清其历史资源、外部资源与理论资源，回溯关键时段的关键节点，加以贯穿审视，从而准确把握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家户与国家——“家户国家”概念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形态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前辈学者以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为基点,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国家的家户因素,并将其作为形塑中国传统“家户国家”形态的基础性制度,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价值。然而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社会分工并非中国产生家户及其制度的理论缘由。在国家及家户的关系上,本文试图指出是国家权力塑造了家户,而非家户形塑出相应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家户组织在宗族世族的包裹下也缺少相应的力量来影响国家形态。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在事实上起着支撑君主集权政治体系的作用,它以“天盖式的权力体系”全面支配着包括家户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塑了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特征。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应是王权主义国家。     

美岱召遗存之我见

美岱召是一座"城寺"结合的寺院。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成吉思汗第17代孙阿勒坦汗(俺答)曾在此居住,经历了蒙明战争、"隆庆和议"、"俺答封贡",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宋元时期华南的盐政运作与区域社会——以东莞盐场地区为中心

盐政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行,与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密不可分。从宋至元,以东莞为中心的华南盐业生产的管理和盐场建制的过程,也是盐政制度在区域社会中的展开和运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三个阶段:先是从北宋开始,盐业生产以沿海居民自由煎煮,后由官府收购;南渡以后,盐为国计所赖,朝廷大力打击盐户私贩以及加强盐场催煎、买纳的管理;元代重建广南盐政机构之后,更注重盐场户籍的管理。但盐政制度始终没有能够深入到盐场基层,在地方上仍旧放任和依仗富灶,从而促成盐场豪族的壮大,成为当时地方的主导力量。     

表演者精神权利论

在著作权法中，表演者的精神权利是指表演者就其表演所体现的人格或精神所享有的权利，其内容模仿自作者的精神权利。表演者的表演实际是具有独创性的，之所以国际法和国内法迟迟不给予表演者以精神权利，是因为担心作者与表演者精神权利的行使会相互冲突，进而影响公共利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的作者理念受到冲击、作者的精神权利受到质疑，以作者精神权利内容为模板的表演者的精神权利也必然受到影响。本文建议著作权法不再设置邻接权制度，也不再设置精神权利制度，将精神权利归入民法的人格权，结合民法总则、合同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实现对精神权利的多方面的保护。本文建议还原著作权法的财产权性质，统一知识产权法的财产权属性，实现法律部门间的协调，为知识产权法走入民法典奠定确切、方便和有效的基础。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民初妇女运动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欲摆脱病国的现实,必从改变病夫开始,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域。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其意不在寻求女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个体的改善相连,故此,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萨特论礼物及其模糊性结构

为了克服或解决《存在与虚无》中的遗留问题，萨特尝试寻求一种可能的、非冲突的交互主体性关系，这便是礼物。从现象学本体论层面上看，礼物是无偿的、无动机的、无私的，在我与世界、我与他人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并且预设了一种我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因此，礼物是一种自由和解放。然而，在伦理学层面上，礼物具有毁坏、奴役-压迫以及他异性结构。礼物所具有的创造和毁坏、自由-解放和奴役-压迫以及同一性和他异性的模糊性结构，具有深远的建构性意义：其一，礼物及其结构都预设了一种他人的存在，进而表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其二，礼物的模糊性结构是成问题的，使萨特最终放弃了一种以礼物模式为核心的伦理学谋划。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民法总则中意定监护制度的理解与建构

《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在我国社会背景和法律语境下，可从立法宗旨、解释逻辑以及民法内在体系的角度出发，认定意定监护制度除涉及监护人的选任外，还可就监护相关的事项与监护人进行约定，即采“自治性路径”。在我国环境中，意定监护的运作机制可在意定监护合同、意定监护中的代理、意定监护监督的框架下展开。意定监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做成，参照委托合同相关规定，其内容可同时包括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并依当事人意思确定意定监护人受托的具体事项。当所委托的监护内容不全面时，可由《民法总则》第34、第35条进行补充。合同中有关健康、福利和其他个人事务的约定，应视被监护人作出该约定时考量的因素以及该约定是否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以确定其最终效力。意定监护中的代理与法定代理、一般民事代理存在较大差异，与商事代理更为相似。据此，可认为意定监护人的代理权限以法定监护人所拥有的一般代理权限为原则，以意定合同约定的代理权限制为例外，后者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意定监护监督可包括法定监护中的公力监督，当事人约定的私力监督，以及赋予法定监护人以及近亲属相应的监督权限等几种类型。     

生态视域下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三重特性及其当代价值

较之于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绿色思潮,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态批判理论彰显出社会性、辩证性、建构性的理论气质。这集中体现为,在对资本进行生态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生态批判与对辩证肯定、生态批判与未来社会建构等有机统一起来。全面审视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生态批判的“三个统一”,才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认知,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并有效指导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发展。     

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探索新政治：村治学派要义述论

村治学派的根本要义是探索新政治的哲学,为建国运动开辟别具一格的道路,在学术思想、政治规划和经济路线上都提供了蓝图。它是清末以来追求人民政治的再度历史表现,也是1920年代走向乡村的政治意识的一次汇总,更是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在思想上的一种奠基。正如梁漱溟所自信的那样,村治学派有关中国命运和儒家命运的思考具有更长远的前景。     

“承认哲学”对认同危机的化解及局限性研究

认同危机是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承认哲学立足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求化解之道。黑格尔、霍耐特和泰勒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黑格尔从抽象的主体出发，提出精神承认哲学；霍耐特站在社会批判维度，赋予承认以伦理意义；泰勒则从文化入手，提出“承认的政治”。然而，这三种承认哲学都未能揭示认同危机的根源，本文认为经济承认才是化解认同危机的根本和关键。     

从家族护法神到城区保护神——巴塘“翁图阿琦”的身份转变

四川省巴塘县的城区保护神“翁图阿琦”原为佛教的金刚空行母化身，后被西藏土官从西藏带入巴塘，其身份由土官的家族护法神转变为巴塘城保护神。由私至公的转变，一方面源自清廷治藏政策的制度性要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西藏和康区在文化上的共通性。在僧人群体的凝合力和普通民众的包容性下，翁图阿琦的身份转换得以完成，并表现出一种内外、上下、圣俗的复杂交融。政治和军事的主导性作用与文化的并接和交融同时发生，共同塑造着巴塘的社会文化样貌。     

数字生命持存与生命政治构序：数字账号的媒介物质性反思

当今数字媒介技术下沉为社会的操作系统,数字账号也成为人们维系数字化生存的基础设施。数字账号是一种由数据关系组成的数码物,也是承载人们数字关系的枢纽与中介,并由此开启了人们数字化生活的周围世界与存在姿态。但数字账号在维系人们的数字存在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体存在的外化与非个体化。进而,作为物质性装置的数字账号,构序了一场数字生命政治,账号化意味着数字生命政治的入序,去账号化则意味着数字生命权力的决断与治安处罚,两者共同规制着数字生命的存在方式。     

清代宁夏籍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生平事迹考述

俞德渊(1778—1835),清宁夏府平罗县人。清代有名的循吏,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中的一员。由翰林外放江苏,为官实政在民,被陶澍、林则徐所倚重,在东南三大政河工、漕运、盐政等方面颇有建树,尤以协助陶澍整顿两淮盐政为其仕途顶峰。关于其生平,前人很少有专文论及,本文结合史料,对于他的科举、政绩作详细的考证。     

虚拟财产视野下平台权力的规范路径——基于20份平台服务协议的实证研究

研究范式转变下的虚拟财产保护需以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利益平衡为着眼点,平台权力实则是处理该问题首先面对的难关。实证研究表明,平台凭借其准立法权,编制了一套逃避自身责任、抹杀用户权利、充满虚伪言辞,最终将用户虚拟财产利益置于危困动荡之境的规则体系——服务协议。以调整服务协议来规制平台权力,实则是保护用户虚拟财产利益的一条极具针对性、效率性,又能兼顾平台权力生成逻辑的最佳路径。具体需在微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原则确立平台方的双重提示义务;通过内容控制原则确立起消费者源地管辖机制、基于客观合约性标准的平台瑕疵责任制度、平台惩罚的正当性和合比例性要求、合同解除权及虚拟财产利益返还制度,并适度排除用户对虚拟财产的使用限制。     

20世纪以来唐代盐业史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通过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唐代盐业史研究被引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或从唐代盐业总体状况出发,或从国家对盐业的干预即盐政的角度,或对井盐、海盐、池盐分类研究．使唐代盐产量、产地、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盐商、盐户等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的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二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进。但是依然存在研究不平衡、同类重复、研究面狭窄、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