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治理:从理论基础到实践价值

网络化治理固有的特质及其治理优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研究现状来看,一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在全面分析网络化治理及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即便在最基本的概念界定上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尚不存在关于网络化治理的一般理论。因此,致力于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网络化治理的理论体系,有必要研究和把握网络化治理的理论基础、内涵、特质与价值。     

中国慈善事业的合作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共治不足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相对单一、社会机制不健全、多元治理主体间边界模糊、合作治理机制缺失.建立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全社会的信任机制,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合作治理网络,实现多中心协同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突破口.     

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是生态治理的主体力量,其中政府在三大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生态治理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有特定的涵义和角色定位。政府主导下的生态治理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政府自身生态责任履行不充分、生态治理主体发挥作用平衡协调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生态意识不统一、区域生态治理力度不协调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政府主导地位的前提要求;要明确政府主导作用机理,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要抓好生态治理重要环节,强化生态环保工作落实;要保持对西方生态治理理论的清醒认识,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我国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及其关系

依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要求,本文对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基于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及职能的分析,划分出治理主体间关系、各治理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各主体间内部关系的相互关系为环境治理主体关系类型,提出“和谐、制衡、稳定、公平、效率”为识别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良好运行的标准。我国在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多元共治已经形成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制度化、治理和市场手段的多样化、治理主体参与度的持续深化三大优势,然而在环境治理制度健全度、环境治理体制协调度和环境治理机制完善度方面面临挑战。为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应持续完善环境治理制度,深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明晰环境治理主体责任,促进环境治理手段融合。     

治理视阂下的公共危机管理

当公共危机在其发生的频率、强度、影响程度及广度都超过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定义时,传统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在对其预防、处理、善后中就显得力有不逮.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的弱点和缺憾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析,本文从公共治理角度论述我国构建多元主体网络治理的可行性,进而提出网络治理的合作机制、学习机制和制度保障.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新兴风险也在不断威胁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为了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给城市社区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稳定的环境,加强对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新兴风险的概念、类型以及特点进行具体的概述,并分析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在新兴风险下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加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优化资源以及创新治理方式等方面探究强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的措施.     

结构、行动与制度: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有效协同治理

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治理变革中,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为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正在实现从以政府管控为主的"社区管理"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变。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在活动领域、资源条件、运行机制、专业能力、价值取向等多方面面临着行动上的困境。为此,基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日益向好的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基层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深层次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尽快完善评估机制,健全监管体系。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互动共治”在重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运用——以厦门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为我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市,在跨越发展中敏锐地意识到重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于2013年提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发展战略,以"互动共治"为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力求破解传统治理难题。     

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的元治理职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政府创新或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行使元治理职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协作-互动治理理论,政府在一般公共治理中行使四种基础性元治理职能,包括制度设计、框架确立、过程管理和决策主导。面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推动公共创新中需要特别关注三大特殊目标,包括（1）引入不同背景、资源和观点的参与者;（2）引导多方行动者接受创造性破坏,鼓励他们投入资源并承担创新风险;以及（3）支持公共创新的跨界扩散和传播,进一步实现其公共价值。因此,在公共创新中,政府必须采取六种互补型的元治理行动,包括建立框架、确立愿景、管理互动、资源动员、直接参与和对外联络。中国政府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理念以及政府创新实践,为公共创新理论前沿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