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治之维

在法活的维度和视野中,惩治和预防腐败应该树立起社会公正的核心理念,弘扬民主法治的价值追求,构建民主法治的制度体系,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科学配置政府职权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程序和行政权力.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整体系统观下中国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内涵与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全篇的中心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切实推进必然包含法治现代化，在法治现代化中，行政法治的现代化不可或缺。以法哲学为基础的整体系统观的引入，为法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方法论。中国行政法治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牢固的实践根基、高远的价值取向。基于整体系统观的方法论视角，为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现代化建设，在宏观层面上需从“理念引领—顶层设计—模式塑造”三个维度升级行政法治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打造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模式；在微观层面上需加快构建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持续健全高效的行政法治实施体系，逐步加强严密的行政法治监督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四个审视维度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确认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指导思想的地位,清晰地揭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具备的四个重要理论特征,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四个理论特征,可提炼出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四个维度：时代维度、发展维度、体系维度和实践维度。这四个维度的具体内涵包括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制定法治发展规划,进一步丰富了法律政策学的内涵,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以“十一个坚持”为要义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诸多解决当今中国法治发展中所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的建议等。这些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论述和法治主张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基本内涵,为深入揭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构建科学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中西古代“法治”思想之比较——评析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理论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法治：协商民主内在价值诉求

推进协商民主法治化既是我国政治民主的需要,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存在的基础。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样态的人民政协作用突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协商民主运行的规范性已不敷所需,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法治在保障协商民主顺利运行的同时,也急需协商民主助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协商民主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路径选择,法治为协商民主提供法律支持。     

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西方自由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合

如何推进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沟通融合,是我们探讨中的话题,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的观点。以自由作为中西文化通约的基点,充分发掘儒家人文资源,创造性地应用于公民的人格塑造,促进现代公民人格的形成;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宪政制度建设经验,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下的法治宪政框架,为民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协商民主建设——澳门的经验与启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指导下进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实行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澳门基本法》为核心构建起多层次的协商机制,对内地协商民主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应从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开始:尊重宪法作为社会共识的重要价值,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运行宪法设计的协商民主制度,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西方自由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合

如何推进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沟通融合,是我们探讨中的话题,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的观点.以自由作为中西文化通约的基点.充分发掘儒家人文资源,创造性地应用于公民的人格塑造,促进现代公民人格的形成: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宪政制度建设经验,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下的法治宪政框架,为民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子夏对晋儒转法的贡献及其学派地位

晋法家由晋儒转化而来,晋法家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现实主义.以子夏为宗的晋儒具有重利倾向的儒家现实派,与功利主义的法家只有一步之遥.子夏在由儒转法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子夏之学为晋法家的理论源头,子夏西河设教,培养的弟子进一步转变为法家.由于子夏始终徘徊于义利之间,心战不已,并没有完成由儒转法的过程,所以未成为法家的鼻祖.但子夏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应忽视,可称为儒家现实派的鼻祖兼晋法家的理论先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的“势治”理论及其对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

"势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不受关注的领域。法家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另一面,却否定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思路,而是强调要构筑法治的制度环境——"治势",使"抱法"与"处势"相辅成。具体是在正视人性"自为"的基础上,通过因性利导与因势利导,以"必然之理"营造"必为之势";用"必信之法"达成"必治之政",并对"势治"条件进行分析论证,指出这种"人设之势"好比"良马固车",即使中手驾驭也能追速致远。显然,这套"势治"理论对当前中国推进"法治"建设富有启示意义。     

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经过伦理学的再造,开展出新的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儒家为中国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儒家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儒家必须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开展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并为通过制度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