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儒家分化与孔子圣化

先秦儒家经历了三期演变,在此过程中,儒家通过分化而发展,孔子在分化中被圣化,分化的儒家各派殊途同归而回到孔子,走孔子路线,兴起儒门造圣运动,推动儒学意识形态化。与此相应的《论语》结集过程,也反映了儒家从分化到合流的某些特征,《论语》与秦汉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性,昭示着孔子圣化的历程;《论语》中的“霸王道杂之”的孔子形象,是其圣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儒家兼刑名、合黄老实现儒学意识形态化的标志。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评“中国威胁论”

国强必霸,这是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然而,国强必霸并非普世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类将开辟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之路。习武不是为了打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强而不霸的选择与承诺,不是中国崛起的权宜之计,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今天,世界仍然处在霸权的阴霾之中,但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露在新的地平线上。中国的崛起是终结霸权秩序的重要筹码,是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21世纪,美欧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必将终结,多极化将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方向,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国家重建思想的现代化分析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在客观上首先要求能够进行国家的重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提出和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建方案 ,这一方案是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案 ;因而这一方案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阿富汗2012年安全与国家重建局势发展报告

2012年对阿富汗而言是艰难的一年,在安全局势方面,联军及阿安全部队加大了对塔利班的打击力度,压缩了塔利班的活动范围,但塔利班的实力仍不可小觑;在国家重建方面,卡尔扎伊政府深化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积极谋求地区及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重建及和解进程的支持.但阿国内严重的腐败行为依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毒品种植形势更加严峻,这些不利因素都将制约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国内治安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与“乡土重建”——吴景超与费孝通的争论及其启示

针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的困境,吴景超强调“都市意识”,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费孝通则立足乡土中国,主张“乡土重建”。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看待市场和权力这两种资源集聚方式;二是如何看待市场导致的资源集聚。费孝通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壮大,并非全是市场所致,更有权力的影响。忽视这个因素,一味主张发展都市,不仅不能救济农村,还会伤害农村。吴景超对此则缺少警惕。在这个层面,费孝通的“乡土重建”论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对于市场导致的资源集聚,费孝通也有担忧,因而主张分散的乡土工业。吴景超则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认为都市化的集聚能够带来很多好处,中国应从都市角度思考农村问题,“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看法更有前瞻性。费孝通主张的乡土工业,终究有其限度。两人的不同思考,为我们反思当代的大城市与小城镇之争带来深刻启示。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看伊拉克重建

冷战后,从维护霸权的目的出发,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现为:以“先发制人”为手段,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当务之急、强化相对优势并在中长期内遏制挑战者。发动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以及推动所谓“中东改造”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现实选择,将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但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制度建构与国家认同:民初国会的省宪论争

许纪霖认为,民初政治混乱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威缺位,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仅是权力,而一再错失重建国家权威的机会。沈洁认为,民初的多头权威,北洋与民党、北洋内部、民党内部的多重缠斗,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宋宏认为,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论即旨在回应国家权威缺位的问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然而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终归于失败。严泉梳理了民初要求地方分权的省宪主张,认为1923年民国宪法已经创设了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联邦分权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建构尝试很快被国民革命打断。瞿骏认为,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过程中,多看重民族主义之“可贵”,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力使民众知晓民族主义之“可贵”,却较少去普及民族主义之“可爱”。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关于国家起源、本质与特性的再思考

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对国家的探讨无不以国家起源、本质、特性为基础。政治学者为国家的产生设想了多种途径,恩格斯为其作结：国家起源于阶级间的争斗。国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共权力,其基本功能是组织社会活动,管理公共事务。国家特性是国家本质的外化,它通过多个方面得以体现,而最基本的是其主权性、公共性、组织性、政治性、历史性。     

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重建

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依附于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其计划体制中的权利被剥夺,同时市场体制中的权利远未兑现,利益受损的工人以集体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强烈的不满,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获得自主性的权利意识并成为劳工力量重建的重要资源。劳工力量重建既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工人与国家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而两者的相遇则孕育着国家制度成长的契机。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哲学分析

“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那种只有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共产党宣言》并没有由此否定一切个人财产及个人所有制。因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这一命题依据于否定之否定、人的存在方式、劳动者拥有个人产权所蕴涵的自由意义。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 ,它重新确立了劳动的自主权 ;其次 ,广大劳动者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拥有自己的资产 ;再次 ,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 ,注重那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发展。     

从国家权力的性质、分配、组织看国家与教育的关系

从国家的产生与发展,从国家权力的性质、分配与组织,以及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国家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造就不同性质的教育;不同的权力分配方式直接影响教育的管理体制;国家权力的横向结构或权力组织,影响着教育立法、行政、司法政体.理清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有助于充分认识和凸显政府的教育职能.     

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认识与探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否定的基础上,以适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本文从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实现条件这几方面对"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加以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对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公有制进行了初步比较和探索。     

诸葛亮治蜀与蜀汉的国家建构

自东汉中期以降,政治衰败迅速加剧,原本王朝国家的政治权威在经历黄巾起义和董卓乱政的打击后不复存在,政治秩序土崩瓦解,帝国陷入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状态。政治权力的破碎化使得国家建构成为每个统治者/执政在追求统一时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各大势力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孙权三家脱颖而出并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趋势。其中,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改革了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流弊,不仅建立了“宫府一体”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政治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士人政治的追求,而且增强了国家力量,塑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理想类型,为后世所称颂。     

《文化、权力与国家》:启示与反思

《文化、权力与国家》系杜赞奇的经典之作.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成为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因由:一是所运用资料的主体与多元并存;二是对所提理论与观点的凝练表达及与他人理论与观点的交流和争锋;三是对农村问题的深刻体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在该书中,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此外,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由此着眼,摆脱传统制约,从杜氏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突破中国革命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径.     

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国家建设的“双重难题”,即面临着如何实现规模治理与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发挥国家自主性,使其成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的自主性与对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自主性表现为,通过运用领导体制长期稳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自主制定与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性实践,中国自主推进现代化变革,逐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