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新兴”还是“尖端”？——试论刘呐鸥的文艺观

在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中,苏联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学如何共同构成刘呐鸥的文艺理论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从刘呐鸥的日记和译介入手,方可弄清施蛰存所谓的“新兴文学”和“尖端文学”究竟包含了哪些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从这看似对立的两个群体之间挖掘出他们共同对刘呐鸥产生了吸引的介质,广泛存在于“尖端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象化技巧为刘呐鸥实现“新兴文学”的美学理想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手段,这种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使得刘呐鸥能并行不悖地使用二者创造出其独有的“新感觉”.     

辽金文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管突窥

周惠泉在参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从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出发,对辽金文学的多民族性进行了开拓探索,认为以独特的美学风范彪炳于世的辽金文学反映了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的游猎文化的撞击交融的历史趋势,为多元一体、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两宋文学异轨齐驱、优势互补的重要范本.     

打工文学：底层生命的呐喊与梦想

打工文学作为世纪之交的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蒂，将其纳入广阔的改革开放大潮的文化语境之中研究打工文学及其演变轨迹的探讨，对于寻找和分析打工文学出现的文化背景、美学意蕴及文化意义，并以此来剖析打工文学发展的各种特质，探求其在深层文化结构中所蕴含的精神吁求，以进一步发掘打工文学的美学与艺术精神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

长期以来 ,“语”、“文”分离的存在 ,造成了中国文学思维脱离语言而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达意 ,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 ,这就和“语”与“文”同一的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学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材料———文字及其组合关系一直处于流变之中 ,导致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从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单文思维阶段 ,过渡到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的合文思维阶段 ,再到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语文思维阶段 ,从而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史分期诸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辽金文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管窥

周惠泉在参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各民族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从多民族的中国学观出发，对辽金学的多民族性进行了开拓探索，认为以独特的美学风范彪炳于世的辽金学反映了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耕化与北方民族的游猎化的撞击交融的历史趋势，为多元一体、北雄南秀的中华学提供了同两宋学异轨齐驱、优势互补的重要范本。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记忆、祝祷与象征——关于澳门“土生文学”的几点认识

澳门土生文学关于土生人“起源”的记忆,为解释澳门土生何以从繁复的遗传底本简约为中葡混血提供了文学-文化的视野;其祝祷与歌唱的意蕴是建构“澳门性”的表述;澳门土生文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镜像”,一定程度上是关于澳门文学跨文化场域的提醒。     

“故事”诗学意义的当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试图回归中国文学的故事传统来实现文学的革新,如果按照西方现代以来“文学即虚构”的纯文学概念,这股潮流似乎很难纳入文学范畴,实则体现的是非虚构文学观念的独特追求。就表现内容而言,所讲的故事注重在实有其事的基础上融入人的内心体验,破除了文学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重绘了文学的精神版图;就叙述方式而言,讲故事的人是在与他者的共谋中实现叙事功能的,疏离了创作主体超越现实的抽象概括,更加注重趋近现实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就语言形式而言,故事的口头讲述淡化了文字表述的理性色彩,激发的是人的感官感受,非虚构性得到了彰显。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华文文学是从语种文学着眼 ;而华人文学 ,是以种族血统作为分界线。为了扩大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内涵 ,内地学者应自觉地把华人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本位出发的 ,其命名预设了中心 /边陲、内/外的二元对立。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 ,不仅是名称的简化 ,而且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位 ,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以“文化的华文文学”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 ,至少难于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还是先不要用前者取代后者 ,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 ,互相竞争。     

美国文学的现代性要素梦境叙事

美国文学现代性要素梦境叙事,体现了文学脉络显性与隐性组织的空间腾挪结构,文学现代性中的梦境与整体叙事构架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有着其文本的虚拟形态特质与叙述机制,可以精妙地传达深层而不可言状的价值诉求。以美国文学现代性作品典范《恩主》《边界三部曲》中的经典梦境叙事为例,从分析梦境叙事手法、聚焦梦境符号与符号的演变,可以探索有意识话语表述无意识精神活动的可能性及其美学意义。     

魏晋文学的自觉与反自觉

魏晋南北朝向以“文学自觉”著称。其实,该时期的“文学自觉”同时也是“文学的反自觉”,文学的分体合流与返本合源在该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都有重要体现。追溯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嬗变轨迹及历史背景,并以“玄言诗”为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即可看出“魏晋文学自觉”说存在的某些偏颇,“魏晋文学反自觉”说的纠偏性补正,以及其后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价值和意义。     

“多元一体”还是“华夏中心”——关于中国高校推进多民族文学教学的思考

检视当前我国综合性高校多民族文学教学开展情况,反思多民族文学教学的缺失与偏颇,可以发现,要继续深化对多民族文学史现的讨论、力促重点高校带头、重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加强师资培养,才能推进综合性高校中华多民族文学教学的实施.     

我的大中国文学观

基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因历史割断和地域切割造成对整体观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基本内涵为:一体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与生态协调,母语思维。本文还提出了“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前沿性研究话题,以期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从“乡土”到“海洋”——台湾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海洋文学"在21世纪以降成为参与台湾文坛资本竟逐的一个强有力的美学位置。本论文以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观点分析了这一新的美学位置崛起的动因,并且将这一美学位置放置于台湾文学史的脉络中,检视其成就与限制。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