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重估：传媒视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长期作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想,左右着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现代性就其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较之西方现代性更具“现代”性。在认识当代中国传媒问题时,必须将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及传播置于重要位置,使之被“他者”认知、接受,成为人类发展路向的一种选择。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齐美尔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碎片里把握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在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文化悲剧”：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越来越影响和控制着主观文化,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散失。齐美尔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借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两种典型行为是“时尚”和“距离”。     

《紫罗兰》栏目设置的现代性意义

“空间建设”是“现代性”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以栏目为架构的叙事空间建设更是时尚期刊的现代性的表征。《紫罗兰》空间经营最明显的特点,在于运用充满张力的栏目设置将花样迭出的时尚专号、不断演进的新文学作品进行巧妙组合,构成了时尚叙事空间。在这一叙事空间中,多元时代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内容自然地融为一体,并借助于读者对叙事空间的日常阅读,一方面,理所当然地发挥了编辑内容在现代性价值观念上的意识形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份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期刊佼佼者,杂志还通过这一空间,叙述并展示了以现代性为特征的上海主体文化。     

审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曾经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先锋,起着引导现代性发展趋势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它满足于模仿和重复自身,因此陷入一种画地为牢的处境之中。其后,审美现代性曾先后扮演过现代性的“对抗者”和“合作者”两种角色,但不是因为“曲高和寡”没有现实性,就是因为平淡无奇而丧失艺术的自律性,因此仍旧是进退维谷,难以定位。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的恰当身份应该是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它在促进主体间性、建构社会整体性和继承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联结作用。     

空间隐喻与中国的现代性表述

从空间的角度来叙述现代性,是在反思现代性的思考中被突显出来的维度.从空间的角度看,中国遭遇现代性的过程,也被不断地呈现为一种空间隐喻.基于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不同的时代和立场,20世纪中国被讲述为不同的空间故事,如晚清时期的铁屋子、三四十年代的混杂空间、80年代的黄土地空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密闭空间等.这些空间秩序及空间中的主体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及革命的最具症侯性的表述,如何反思启蒙者及革命者的位置以及对看客及革命群众的去本质化表述,都成为理解当下并构想未来的空间秩序的前提.     

伤感的现代性与五四文学中的"新青年"形象

"五四"时代文学中的新青年形象,体现出一种伤感的现代性.随着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现代知识青年得以产生.尽管他们的新观念、新情感无疑是现代的,然而却是无所依凭的.知识青年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的同时,更要从自身处境出发,探索新路.     

现代性认同危机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病人形象

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大都以现代性认同危机为病根.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它的运行规则是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的泛化导致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发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重要结果就是社会病态和病态之人的出现.由此,现代性认同危机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中病人形象的重要内涵.     

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隐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上。基于CGSS2010年的数据分析个体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发现,越认同自己的环境保护义务、越多接触大众传媒、居住在城市、在闲暇时间读书充电的个体行动者,越倾向于绿色的生活方式;是否有过非农的工作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等并不显著影响对绿色生活方式的选择。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促使人反思现代性问题,而反思性就孕育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     

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现代性视域下执政党形象的结构分析

现代性社会状态不断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多元主义的复兴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党形象提出了严峻考验和审视。执政党形象具有双重结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公众通过概念的形式把握的本质部分称为深层结构,通过外观把握的表象部分称为表层结构。对执政党形象的结构进行双重划分,避免了对执政党形象的宏大叙事,有利于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把握形象塑造的规律,不断塑造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良好形象。     

现代性之批判：极权技术带来全面控制——马尔库塞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之一,技术在推动现代性前进的同时,也凸现出其极权主义的特性。它混淆了人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实现了对大众的欺骗和奴役,它还实施了单调的、催眠性的宣传,掩盖了矛盾,蒙蔽了大众。极权技术实施着全面控制：从身体到意识和思想,人遭受着技术的侵蚀;意识形态渗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人们难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极权技术还试图控制全世界。陶醉于实证主义之中的哲学无法担当解放的重任,唯有美学才能给人们解放的契机。审美形式赋予了艺术以自律,使它有能力抗拒极权技术的全面控制,审美形式也有助于艺术建构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此来突破现实社会的全面控制。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选择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吸收国外现代化建设的教训,避免重蹈其覆辙。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理解传播革命的三个视角———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简

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看,传播是包含着“自我意识”这一心理机制的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从“记忆与认同”的角度看,传播是强化记忆、消解记忆以寻求自我认同的话语争夺场。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看,传播改变着时空矩阵,以时空分离、时空消解、时空重构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何谓现代性：马克思的本质解答及其意义

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本质属性,是现代社会所谓问题所在的中心,并因此产生了诸如现代性哲学话语、现代性社会学话语、现代性美学话语等不同的叙事路数。马克思则自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从生产方式的存在论层面,对现代性给予了资本的本质规定和核心命名,并从资本与现代性的本质关联处,深度揭示了现代性的生成根源、现代性的延展动力、现代性的悖论现象以及现代性的终结之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揭示,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的全新路向,实施了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提供了检审现代性的辩证视野,并指引着中国现代性的创造性建构。     

基于现代性视域：节日异化的批判

现代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切中现代生活世界最大的现实。日常生活被全面异化是现代性问题中不可回避也是最为严重的问题。列斐伏尔是西方学界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他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多层面的批判,这其中就包括节日的批判研究,而且他把对日常生活的革命寄希望于节日的复兴,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边缘性整合：当下文艺学的现代性

新时期以来,国内文艺学研究呈现出边缘性整合的态势。在此之前,并不存在科际整合或者边缘化的可能。政治与学术的正常化,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本身又伴随着科际整合．由此具有边缘性整合的特征。科际整合如果过分依从工具理性,将很难摆脱其方法论困境。因为工具理性对学科自主性的绝对诉求,将最终取消科际整合的可能。有别于此,文艺学的边缘性整合,却可能超越现代学术研究的碎片化症候,并由此构成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特征。     

风俗速写、浪荡子和女子时装——从波德莱尔看现代性的时代意识

在启蒙运动和先锋派艺术的主体性原则中,现代性已经获得了日益明确的时代意识,伴随着这种自我理解的迅速膨胀,现代性对自我确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起来。波德莱尔是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他从基础性的现代审美经验中提炼出了“现代性”及“现代性的美”的概念,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确证“现代性”之意图。然而,这种确证被历史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理解中始终深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现代性的那张光明、荣耀和自信的面庞背后始终掩映着厌倦、异化和分裂的阴影,波德莱尔所热情赞颂的一切也只是沦为了现代性的自我欺骗和美丽的枷锁。     

英国新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建构思路

现代性批判是英国新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雷蒙德·威廉斯、安东尼·吉登斯和大卫·哈维等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运用时空一体的思维范式,坚持以"人民为重"的理论立场,采取多元开放的理论取向,建构了独具特色的英国新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增添了一项重要的理论内容与一支强大的话语力量。但是,英国新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建构思路过于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的社会规律,具有空想主义的色彩。     

父与子：中国现代性焦虑的语义场

父与子,是人类血缘关系中的重要链条,但是,父与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与子,它包含了太多的社会文化意义。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变动,2 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出现了弑父、崇父、救父、戏父等诸多形态,父子冲突、父子和谐的场景轮番上演,父与子成为人们释放、转移其现代性焦虑的语义场。     

消费文化的传播密码：“快时尚”传播中的价值生产研究

“快时尚”传播中的时尚价值生产助力了感性/风格向时尚物和符号的转换,并通过提供丰富的诠释和表征促进了时尚正当性的共识建构。一方面,“快时尚”影像、话语和仪式通过不断地推进时尚“编年结构”并生产更新时尚的“具身化”外观和空间体验场景,持续地促进了受众对“时尚变化”这一元价值的共有理解和信念;另一方面,时尚媒体通过交错互构的影像、话语和仪式频繁地强调理想的体貌外观在实现社会象征意义转换方面的魔力,进而提升了“体貌自我”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在时尚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时尚传播者通过生产时尚物/符号与有机身体的联想空间,强化了个体对时尚物/符号超出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性需求;同时通过将时尚价值与传统规范“互文”,得以在迎合普遍文化准则顺势而为的同时,又通过为传统演进提供文化刺激而汲取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