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论辜鸿铭的道德人文观

辜鸿铭在人文主义的类属上属于白璧德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对于孔孟之道以及正统的儒家观念的接受是他与道德人文主义思想相契合的文化基础,他所以能在清末民初的文化史上成就为尊孔拥儒的名家,成为这个风雨飘摇时代儒学文化的中流砥柱,是因为他独树一帜地在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宏观视野上尊崇儒学,弘扬儒学。儒家的王道政治被辜鸿铭阐释为道德良心的宏大体现,道德良心不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廉耻和道德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而且作为一种规则和法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动作。道德作为政治操守其影响渗透到各种命题的深处,在谈论诸如自由命题时,他坚持以道德自由取代政治自由。     

儒学与基督教“束身”观之比较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 ,道德体系的建立似乎都是以束身约己为出发点的。所谓束身 ,是人类为完善人格而约束人性世俗特征的一种手段 ,是人类自觉超越个人欲望、品味、志趣、感受和倾向而构建道德的一个过程。由于道德的基本内容是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境界 ,所以束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都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 ,它们在承认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倡导束身以立德。本文试图对两种道德建立过程中的“束身”观进行比较 ,说明束身作为道德构建的普遍法则在两种文化中的共同作用以及表现上的差异。一、束身以立德…     

浅谈尼采的“反道德”

浅谈尼采的“反道德”贾海涛对于尼采来说，反道德和反基督教实际上是一回事。在他那里，反基督教就意味着反道德，道德是基督教的主要内容，他要反的就是基督教的道德观，而不是仅仅否定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有抛弃基督教的道德观，解放人的本能，人类生命才能健康发展...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洪秀全与儒耶会通

如何处理儒家与基督教 (又称耶教 )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洪秀全的棘手问题 ,一方面他以儒学为知识背景解读基督教 ,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为标准批判、裁量儒学 ,表现了他信仰基督而又改易耶理 ,批判儒学又吸收儒学的二重性格。这二重性格一方面不期然实现了基督教与儒学的会通、融合 ,实现了基督教之本土化或曰中国化 ,另一方面造成其思想内部政治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冲突 ,为曾国藩的反击留下了缝隙。     

“百科全书派”对宗教道德的批判

以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对宗教道德的批判,既有冷静而精辟的说理和详尽的论证,也有满怀激情的怒骂斥责,更有机智尖刻的讽刺嘲笑。这些笔锋犀利,生动活泼,才华横溢的无神论作品,今天对于我们弄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唤醒人们的宗教迷误仍然是有意义的。 一 基督教道德是基督教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宣称:上帝是道德的立法者和楷模,道德就是上帝规定的,命令人们绝对服从的东西。因此,没有宗教就没有道德。基督教道德集中体现在“十诫”中,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信德”,即要信仰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二)“望德”,即要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轻视现世生活,虔诚地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