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舆论曾就义和团迷信盛行的状况深入反思,遂认识到开展思想启蒙的重要和迫切。关于改造国民性、"开民智"、反迷信、改良小说戏曲等等主张,都是鉴于义和团迷信误国的教训而提出,反映出义和团运动给予思想启蒙的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报刊舆论,不仅可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启蒙兴起背景有更深切的认识,而且对近代启蒙与救亡不可分割的时代特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义和团时期的毓贤

毓贤属于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危及立国根本。只有闭关锁国,才能永享太平。把正义的反侵略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终于被时代所淘汰。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的对外态度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是落后、守旧与极端排外的,他们的极端排外行为归根结底是受列强步步紧逼的侵略行为所激发的,他们的外交观中也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     

略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间网络历史书写变得日益普遍,它与以往学界历史书写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关系,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围绕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探讨了两种书写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文章指出学术性的山西事件书写是随着时代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断在变化的,新中国以后有关义和团的许多学术著作一般都不提山西事件这类有某种负面影响的故事,造成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只有海外研究者声音的状况。晚近兴起民间网络书写对山西事件猎奇式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其非专业性影响了这种叙事的质量。本文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民间网络史学的出现提醒了学界史学在网络时代如何恰当处理晚清历史中的某些负面故事,建设和运用好历史知识话语权的问题。本文特别指出,民间网络史学在破除学界史学曾经有过的偏颇倾向时,自身也要警惕对特定人和事的情绪化及神话化倾向。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与中共的对外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有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是反对闭关主义的.毛泽东关于世界整体性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第二,在国际关系中,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可以被超越的.对此,毛泽东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和论述过,但中共的对美政策与实践已经作出了明确回答.第三,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共如果不是坚持这一原则,就很难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向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与中共的对外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有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是反对闭关主义的。毛泽东关于世界整体性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第二,在国际关系中,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可以被超越的。对此,毛泽东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和论述过,但中共的对美政策与实践已经作出了明确回答。第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共如果不是坚持这一原则,就很难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向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义和团运动的社会与宗教起源——一个综合解说尝试

19世纪末发韧于鲁西及其周边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震惊中外的社会运动。它的爆发虽然与帝国主义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有密切联系，但它所采取的组织和斗争形式则与当地农村社会息息相关。成千上万的灾民、流民和闲散人员参加了形形色色的武术团体和秘密教派，而后者又以各式各样汇聚集结在“义和团”和“扶清灭洋”的战斗旗帜下。他们也从五花八门的民间文化、宗教迷信以及民间戏剧中得到启发，创造了“画符吞朱”、“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等神秘主义仪式，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并以此吸引了更多人的参加。义和团对现实环境的宗教性认知充分论证了对“洋鬼子”实行大屠杀的正当性，致使其斗争手段表现出罕见的极端性和残暴性。     

身体政治与政治身体——以“义和团运动”前后科学思潮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中心

发生于庚子年(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及其延续性事件"庚子事变"是一次与"西学东渐"相悖的倒退。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文化现代性造成了戕害。"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深厚的民粹民族主义土壤。因此,其本质是反理性、反科学与主张民粹民族主义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抗现代科学思潮的保守主义与反智主义是"义和团运动"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伟大精神，内政和外交辩证统一的领导艺术，制定了完整的＂抗日外交政策＂，对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简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张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偶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已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偶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偶,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清平初选后集》三题

清康熙刻本《清平初选后集》是清初重要的词选集,尤其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依据.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研究者遂多以《词坛妙品》代替《清平初选后集》.实际上,《清平初选后集》具有独立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词坛妙品》存在着诸多区别;二是其中的《姓氏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云间词人名单;三是其中的《凡例》与田茂遇《叙》为研究云间词派创作和理论主张的嬗变提供了重要信息.     

从《楚辞集解》看汪瑗的生死观

汪瑗关于"屈原投水说"的辩驳和屈原去楚而隐的观点是《楚辞集解》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了解汪瑗处世思想的关键。汪瑗在论证屈原去就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生死观。在汪瑗看来,死不可惧,但其条件是要对国家前途命运有益,对自己的身名有益;汪瑗强调仁智并重,并将屈原塑造成仁智并行的圣者形象和有道者形象。汪瑗的学术思想与处世观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远来积淀以外,个人的身世经历与时代风习的影响尤为重要。     

多重因素下的诗词风格交汇——论杨基七律的词化现象

元末明初吴中诗人杨基的七律诗明显呈现出词化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将外部环境与内在性格综合起来加以分析。而词化的现象究竟对杨基的诗歌产生了何种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论慈禧太后与晚清维新运动的合离

慈禧太后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与她在晚清主导的三次变革中的表现是一致的,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旧派,她总体上是倾向于缓进变革而反对激进变革的.但这种变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她的专制统治的需要,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禁止.她残酷地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反映.     

宗经与慕骚——骚雅词的抒情精神内涵

"宗经"与"慕骚"是骚雅词的精神内涵,自晚唐五代以来,词在发展过程中兼容会通,深受诗教雅正传统观念的影响,并吸收楚骚怨慕精神,不断开创拓新,延续了传统诗学比兴递嬗,托兴深微的通变与创新,成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精神,展现骚雅词博通之趣。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清代词学理论与词创作的关系探析——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为例

清代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又以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具有代表性。三位词派领袖,创作各有成就,理论各有建树,体现出创作先行、理论自觉、双向互动、繁荣词派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