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产生的多源性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神秘而又饶有趣味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汉字的起源,由于甲骨学的兴起以及近四十年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大大推动了它的研究过程。三十年代唐兰先生最早提出“文字产生于图画”,七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中国文字应当归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郭老的看法似乎比唐兰的全面了一些,但仍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在讲文字产生时没有提到假借。八十年代末,裘锡圭先生提出“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开始应用,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很久,很可能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句话已有些     

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字不同源流说

一、各家的看法 对于东巴文字创制时和发展中是否受到汉字启发与影响的问题,各家看法不一。 唐兰先生说:“世界上旧有的及现在还存在的文字,种类很多。其中有些是和中国文字(指汉字——笔者)有亲属关系的。中国西部有椤椤(指彝族——笔者)么些(指纳西族——笔者)等文字……”唐兰先生的意思是汉族的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之间有着亲属关系。李静生先生认为:“纳西先民创造的文字不可能与汉字毫无关系。”     

汉字的美学特征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关系

<正>中国文字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了.在这五千多年中,随着汉字在实用过程中的不断演变和完善,汉字书法也得以产生和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高雅艺术.书法是以文字为依托的,那么文字又源于何处呢?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文字的起源是从原始图画发展来的”,现在巳被很多学者接受.图画属于艺术的范畴,它是用艺术认识客观现实的一种手段.我们说文字起源于原始图画,但是图画并不等于文字,文字是一种象形的抽象符号.汉字的结构形状,古时取象于万物,从中感知自然之美,而且与自然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在甲骨文中,“虎”有虎形,“鹿”有鹿形,“鱼”有鱼形,“鸟”有鸟形,各示其特征与美,虎之斑纹,鹿之双角,鱼之出水,鸟之丰羽,反映出各自的自然美.我们提这些,是要从高度抽象中去审察汉字具体内蕴的美,而不是时下有些人搞的向图画方向发展的现代书法.把字写成具象的字,如同小孩子的看图识字一样,那只能让观众觉得幼稚可笑.     

甲骨文、纳西东巴文的合文和形声字的起源

一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从甲骨文到《说文》、现代汉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由20％多增加到80％多和90％多,这代表了汉字发展的基本趋势,由此决定了战国以后汉字的性质。因此,形声字的起源和发展,是汉文字学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关于形声字的起源,唐兰先生认为,汉字在“图画文字”里面早已有了形声的倾向,而     

论民族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消亡

一、对几种流行观点的评议关于全世界各种民族文字的起源,语言学与古文字学界流行着几种观点。如“交际需要说”(高名凯、石安石1963);“阶级工具说”(梁东汉1981),“约定俗成说”(郭沫若1972);“图画省略说”(姜亮夫1984);“语言统一说”(唐兰1949);“语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

近些年来,在陕西半坡、临潼姜寨,青海民和马厂沿、乐都柳湾,以及上海崧泽、马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对于这批资料的看法,最初有人认为:“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也有人认为,这就是汉字起源的最初形态。如郭沫若先生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先生也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年之久,这     

关于“书画同源”之“源”的思考

“书画同源”思想涉及到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是否相通的问题，唐代张彦远率先阐述了文字与绘画同源的观点。对张彦远观点进行详尽的分析，以此为依据，对汉字的来源——“图画”进行研究，通过对“图画”进行范畴的界定，明确阐释了“图画”与“绘画”的异同，反驳了文字起源于绘画的学说。对八卦的系统说明，证明了八卦与绘画、文字不属于同一系统，也就驳斥了文字与绘画起源于八卦的说法，最终得出文字与绘画同源于“图画”的结论。     

论汉字长期处在表意阶段的原因

论汉字长期处在表意阶段的原因徐凤汉字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字，即使不象唐兰先生所说的“至少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也总该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而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一直处在表意的阶段。为此，人们大都从文字的发展规律出发，同古埃及的象形字和巴比伦的...     

"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

“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 ,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现代以来 ,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先生相继提出“三书说”,开始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 ,王宁先生则进一步构建了汉字构形理论 ,使汉字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图画文字”就是“象形文字”吗?

“图画文字”是不少文字学专著里常见而又用得很乱的一个概念。其主要内含可归结如下: 1.象形字。梁东汉先生认为:“图画文字的图画色彩是很强的,后来逐渐减弱它的图绘性,加强它的符号性,发展成为晚期的象形字(《文字》第4页)”。又说:“图画文字就是图画性很强的早期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34页)。”     

文字与汉字起源新探

今天,由于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特别是“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的发现和汉字研究的深入,使我们摆脱了比较文字学对文字产生前的时期只有零星片断了解、对文字只于印欧语系拼音文字有较深入研究的局限。我们认为,根据现有的新材料,比较文字学的某些观点是可以重新认识的,在此我们就文字和汉字起源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文字起源——与“目的说”商榷     

记号、记号的使用与汉字的记号化

一　引言1986年,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提出汉字构成的记号理论。他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1]但是,遗憾的是,虽然唐兰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文字学》中就提出记号文字的观点,裘先生又把构成汉字的符号分成声符、意符、记号三类,可是,他们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与积极响应。笔者至今没有见到系统论述记号…     

“六书”理论的历史回顾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六书”理论是汉字学的理论基石。许慎运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代以前，由于人们认识局限和这一理论本身的不足，“六书”研究没有多大进展。近代以来，人们开始突破“六书”绝对权威的地位，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先生相继提出“三书说”。王宁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了“汉字构形学”的理论，使汉字学理论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安子介汉字理论评述

安子介先生是一位精通数国文字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82年他完成了英文著作“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这部巨著共五卷,以独特的汉字理论详尽地解释了5888个汉字,为世人指引出一条化难为易学习汉语汉字的途径。1987年他出版了论文集《劈文切字集》(以下简称“劈文”),人们逐渐领略到他那新颖独特的“劈文解字”的方式。1990年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中文版问世,题为《解开汉字之谜》(下简称“解谜”),安先生的汉字理论和实践开始为中国大众所了解。之后安先生又相继出版了《安子介现代千字文·启蒙篇(下简称“千字”)、《汉字科学的新发展》(下简称“发展”)等。 细读安先生以上数部大著,我们认为安先生的汉字理论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1.声符有义说,即认为汉字“部首之外的所谓声旁也是有意义的” (“解谜”Ⅷ)。2,汉字拼形说,即认为“汉字实际上是拼形文字” (“解谜”Ⅰ)。     

全球化哪种语言领风骚

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会长钱伟长教授说“:符号文字最有国际性,汉字是符号文字,汉字有希望成为国际文字。”北京大学文明汉字研究所所长萧启宏先生说“: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汉字在继承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成果使之古为今用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汉字是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载体,它可以让今人得到古人的智慧明灯,更加照亮今天世界发展…     

克里斯特瓦关于中国文字的符号学阐释

当代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克里斯特瓦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对中国文字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不仅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与表音体系不同的表意汉字的独特性及其符号学意义 ,而且考察了汉字的起源和历史的演变 ,认为汉字是“科学的”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本文着重从中国文字的独特性、中国文字的符号学分析以及中国文字的发生学分类这三个方面进行论析 ,指出她对中国文字的阐释具有某种浪漫化的色彩。     

释“入”及其有关的古文字

方块汉字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它除了记音外,还有形义的内容,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通常一个字是一个大方方,大方方里还有两个或更多的小方方。用传统文字学的术语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许慎的《说文解字》正是以五百四十部,统率篆文九千字,起到了“以简驭繁”的作用。这种部首,特别是其中被称作“初文”的文字结构原件,自古以来为学者所重视。甲骨文出土以后,加上青铜铭文和其他古文字材料,数以万计的千奇百怪的古文字又重现眼前,怎样加以研究,通读和考释,著名文字学家如唐兰先生仍以“偏旁分析法”置于诸种方法之首。关于文字基本结构元件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今以“入”字及其有关的一组古文字为例,加以探讨和剖析。     

“六书”理论的新发展——唐兰先生“三书说”浅议

基于"六书"的局限,上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第一个开始批判传统"六书"理论,提出了关于汉字构造的新理论——"三书说"。这对传统六书理论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并为后代许多学者打开了新的思路,促进了汉字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三书说"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任何理论的得失评价,都应把它放在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中去考察,看它有哪些进步与不足,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看待唐兰先生文字学理论研究成果及其意义。     

汉字声化论稿

“声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字现象。就“声化”问题进行探讨,无论是对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还是对形声字来源的认识,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声化”问题的提出及刍议 三十年代,唐兰先生在北大执教,写过一本叫《古文字学导论》的讲义。在这本书里,唐先生首先提出了非声字(包括他的象形和象意两类)的声化。以后,在他四九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里又用三段文字加以阐述。其中一段指出象意字的声化。他说:     

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

一九七七年七月,唐兰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其中提到:“关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同志认为是氏族社会末期,我认为这种提法似乎过于谨慎了,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他还列举五点理由,来论证“大汶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从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我们认为:唐兰同志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他所提出的理由,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只同意他所说大汶口文化是家长制家庭这一点,但家长制家庭正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家庭形式,正好推翻他所提出“进入了奴隶社会”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