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近场私盐治理的改革困境及制度移变

明清近场私盐贩卖主体为贫难人群。他们大都迫于生计,或就近贩盐,或跨区贩盐,通过赚取差价取得一定收入,贩卖近场私盐虽然有悖于法,但却是近场社会贫难人群重要的生计模式,具有社会合理性。因此,在杜绝近场私盐的同时进行近场贫难人群救助就成为摆在明清历代统治者面前的难题。从明代近场私盐弛禁条例到清代老少牌盐制度,明清统治者不断尝试以制度改革来解决这一兼具盐业管理和社会救助双重属性的治理问题,但制度施行后的效果远未达到统治者的预期,最终导致老少牌盐制度被废,仅保留近场私盐弛禁条例。究其原因,贩卖私盐只需惩罚,但救助却需要管理。以私盐合法化的手段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等于将低成本的刑罚问题转化为高成本的管理问题,这显然已经触及了明清统治者治理能力的"天花板",甚至民国时期依然没有突破此种治理瓶颈。因此,近场私盐治理改革必然面临无疾而终的结局。     

清朝私盐贩运的影响

私盐产生由来已久,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各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本文主要探讨清朝私盐贩运对人民生活、榷盐体制、政府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从宋代海盐私贩诱因看当今私盐泛滥

食盐私贩是个沉重、经久不衰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盐在国民生活中的须臾不可缺少以及在国家收入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决定了封建政府必然对私煮私贩进行严厉的限制和打击。但历朝历代,私盐屡禁不止,对私盐的整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收效甚微。长此以往无疑对社会经济秩序、对和谐社会的发展等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尤为揪心的是,宋代私盐(海盐)的形成途径如巨大盐利所致、管理力量不足、官员监守自盗等几乎被复制到了今日的私盐贩制领域,加之私贩的网络化、隐秘化,使得打击、根治私盐困难重重。     

试析南京国民政府抑制两淮私盐的措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两淮盐区内由来已久的私盐问题依旧突出,严重影响了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对此做出了必要的反应,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抑制私盐,增加财政收入,包括提高盐斤质量,改进销盐方式;完善缉私队伍,寻求军队支持;抓住产销环节,查禁各类私盐;针对特殊情形,进行特别整顿等等。这些努力在客观上增加了财政收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清代私盐市场的形成——以嘉道年间湖南南部私盐贸易为例

一般认为,私盐市场的形成由"市场需求"决定,盐商与官员均有可能惟利是图"挺身而出"走私食盐。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归属两淮盐区的湖南南部衡州等府的市场上,官盐几乎无法销售,而广东私盐横行。显而易见,其原因在于粤盐运输距离短,在当地的售价低于淮盐。但将价格优势变成市场事实,还需要人的要素参与。在本案例中,该要素主要有三:第一,两广盐区商人设置"熬锅"煎煮粤盐"化官为私"进入淮界;第二,两广盐区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支持广东盐商、强烈反对两淮盐区防御粤私的政策;第三,两广盐区盐商联结并依托湖南地方官为走私活动提供便利。以上诸多因素说明,在湖南南部形成的粤盐走私市场,固然离不开粤盐的价格优势,然而将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转为现实性,主要依靠的乃是官商联手,两广盐区的官员和盐商利用制度空间,培育与推动了粤盐在湘南的私盐市场,官与商出于特殊利益共同制造了私盐市场。而所谓"市场需求论"与"官商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的内在逻辑,理解传统市场体系必须关注相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清代两淮私盐考辩——基于对淮盐重要行销口岸江西的量化分析

清代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尤其是清中叶,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私盐与官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私盐的市场份额甚至一度超过官盐。有学者认为,在清代,两淮盐区老百姓的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有一半来自私盐,即所谓的＂官私之半＂说。但对私盐经过合理的量化后便可发现,在不分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情况下,笼统地将两淮私盐比重定性为＂官私之半＂其实是不确切的,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在某一年、某几年,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内出现过,而并非有清一代和两淮各个行盐口岸的常态。     

试析国民政府前期两淮私盐的种类

私盐的种类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划分结果。研究此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注意生产领域内的私盐和运销领域内的私盐,还要注意到消费领域内的私盐。国民政府前期两淮盐区的私盐种类繁多,突出的有灶私、军私、枭私及商私等,多集中于盐斤的生产和使用领域。     

清中叶两淮私盐之贩卖方式与特点——以私盐个案为视角

清中叶,两淮私贩贩卖私盐的方式之多,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百出。《吴文节公遗集》、《朱批奏折》、《刑案成式》等珍贵史料所载众多私盐个案表明,围绕"私盐"这一利益主体,各种私盐盐贩与官府在制度与非制度层面展开了激烈博弈。为了达到兴贩私盐之目的,私贩们或贿赂各级盐务官兵,透漏私盐;或与护送私盐之枭匪合作,偷卖私盐;或联合各方武装力量,抢掠私盐;或借助开设饭店之便利,掩人耳目,窝囤私盐。透过众多的私盐个案,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清中叶两淮私盐所呈现出来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同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已经面临日暮途穷的境地。     

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私盐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出现于唐中叶,以后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到宋代表现尤为突出,食盐贩私活动之盛,远非唐末、五代所能及。私盐贩不仅成份非常复杂,且人数众多,遍及各地。如福建路的上四州(建、剑、汀州及邵武军),“民以私贩(盐)为业者,十率五、六”。即四州居民百分之五、六十的人都以贩私盐为生。江西、广南的一些地方则更甚,有时甚至整村落的人俱往返兴贩。“赣、广间,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号盐子”。北宋时,毗连西夏与辽朝边境地带,边民则多私市外盐入境。如     

清末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与政府的缉剿

本文主要分析了清末湖广盐业市场上私盐的种类以及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裕实国库,对私盐采取了严厉的禁缉措施。通过官、商、私对盐利争夺的分析,折射出了全国市场走向统一的趋势。     

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

榷盐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它创立于汉武帝时期,在唐代有较大的发展。榷盐是通过国家干预盐的生产和销售而实现的,它涉及到国家、盐户、盐商三者的关系。关于唐代的盐户,已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从国家的盐政管理与盐商两个角度,对唐代榷盐法作进一步的探讨,并试图纠正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     

试析民国时期私盐问题的成因

民国时期社会状况特殊,私盐问题产生的原因因而异常复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从私盐较官盐的优点方面来分析,还要注重历史的、制度的、主观的及供求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诸如历史根源、商人贪利、军警擅权、制度之漏洞、地方之便利及供求之失衡等等。     

川鄂古道石柱段的盐运文化及国家力量的渗透

川鄂古道是中国腹地东西交流的一条重要文化纽带,其中盐运对于古道的形成和影响十分巨大,因而盐运文化也是川鄂古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柱县境内的盐道文化正是川鄂古道盐运文化的一部分,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此地块状锅巴盐的地域文化色彩;并从私盐贩运的市场作用和人力运输过程中留下的历史和文化来了解背夫,以丰富盐道文化;最后由地方演进与国家力量之间的相互融合来看盐道在整个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交流中产生的作用。     

两淮盐业与大运河

淮盐作为传统中国的财政渊薮,历来与大运河有着密切关联。大运河是淮盐运销的必经之道,借助于大运河以及众多的运盐河道,两淮盐产地才得以联结淮河、长江及其支流等大型水道,将巨量食盐运输至各处销卖,满足百姓日用与国家财政需索;大运河亦是私盐贩运的重要渠道,私盐穿过运河集散、中转,贩卖到各地。大量的食盐生产与外运,大量外来商人、游民等群体在滨海和运河交汇地带聚集,促使大运河淮扬段东翼形成了相应的商贸与生活中心,带动了两淮盐区城镇的繁荣与文化勃兴。     

雍正朝私盐的种类探析

从私盐的来源角度将雍正朝的私盐划分为六种类型,并从每种类型的私盐产生的原因、形式等方面加以阐述。现介绍灶私和枭私两种类型。     

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

《玄怪录》是唐代有名的政治家牛僧孺创作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它是唐代较早产生的小说专集之一,有较高的文化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加之其作者几度为相,是“牛李党争”中牛党领袖,权震天下,因而文以人传,对唐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辈学者如鲁迅、冯沅君等都对它评价甚高。总之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代小说者不可不予重视的一部书。     

魏源与两淮盐政改革

清朝盐政沿袭明朝旧制,实行官商垄断的"纲盐制",由于当时烦锁的产销制度,造成运道远、盐价贵、私盐猖獗的严重恶果.作为密切关心时局与民疾的魏源,提出在两淮地区实行"票盐制",打破了盐业的官商垄断,倡导自由竞争,促进了盐业领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为推动清朝政府盐业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林则徐对两湖盐务的整顿及其成效

盐课约占清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1／6，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837年林则徐任两湖总督前，由于四邻私盐的买卖猖獗，造成淮盐大量积压，严重影响盐课收入。林则徐出任两湖总督后，采取得力措施，堵缉邻私，搜查夹带，补偏救弊，很快取得突出成效。     

神圣与世俗:唐长安兴圣寺考论

唐长安兴圣寺是一座由高祖旧宅通义宫改建而成的皇家寺院,它对唐代社会政治的影响相当大。兴圣寺与唐代重要政治事件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它本身已经成为唐朝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与此同时,兴圣寺自出现之后就成为一个特别的公共空间,其中寺内的竹林神对唐代社会文化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可以说,研究兴圣寺为我们理解佛教与唐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论《劝勉婚嫁诏》颁布的社会动因及影响

《劝勉婚嫁诏》是唐太宗登基之后颁布的第一个婚姻诏令,它集中体现了唐政府对婚姻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本文认为,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等是该项诏令颁布的主要社会动因。诏令的推行与实施,对于乱离之后唐代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