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雕刻作品析疑二则

山东省嘉祥县城南15公里的武宅山(一作武瞿山,也称紫云山)北麓原有3座条石砌就的祠堂,这是东汉末期武氏家族的祠堂,人称“武氏祠”,3座祠堂分别被称为武梁祠、前石室和左石室。因历经洪水,石祠早已倾圮,且长期掩埋地下。清乾隆年间,黄易、李东琪等人将其挖掘出来,并就地建屋保存。武梁祠原为单开间悬山顶结构,现存顶石、壁石共5块,上面刻有近百幅画像。前石室原为双开间单檐悬山顶结构,现存祠石16块,上有画像53幅。左石室形制与前石室相同,现存祠石17块,上有画像约40幅。这些阴刻画像年代明确,内     

烤肉史话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到处可见烤羊肉摊。这引起了我这个长在新疆、和新疆有着深厚感情的史学后辈考证一下烤肉历史的兴趣。最近,我从傅惜华编写的《汉代画象全集》初集中,终于找到了两幅图画,一幅选自朱鲔石室的画象石(见图一),一幅选自孝堂山墓道石刻(见图二),这两幅图画都是描摹古代人们烤肉的情况的,都是汉代作品,(关于朱鲔石室的年代,也有人认为当晚至魏晋。)离今已有一     

略论孙子“谋攻”思想的现实基础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谋攻》篇谋攻思想的核心。既要“屈人之兵”,为什么“不战”;既“不战”,又如何“屈人之兵”?有人说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1977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孙子今译》第26、27页)。本文对此谈一点看法。“谋攻”,用智谋攻打什么?《谋攻》篇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     

周公行三辨

<正> 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位大政治家。他在辅佐武王伐纣、率军东征和制礼作乐等军事、政治活动中功绩卓著,被古史研究者分外重视。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就有三幅“周公辅成王”的画像。在前石室第七石二层上又刻“文王十子”画像。图中除示周文王、其妻太姒图像外,其诸子自左向右排列,每人上方皆有署名题榜。次序为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等。形象地表示出武王发行二、周公旦行三,管叔鲜行四的顺序。在有关古籍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记载。如刘向《列女传》卷一之《周室三母》中记:     

关于鸦片战争的两个问题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首次抵抗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的战争。抗战为什么失败?以往的研究并不很透彻,有些结论或过于简单,或不符史实。笔者不揣浅陋,试列举两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指教。一、“忽战忽和”问题不少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在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几乎都强调指出: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道光皇帝“和战方针不定”、“忽战忽和”。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不符合史实。只要我们仔细翻阅一下《清实录·宣宗实录》,从道光帝的一系列谕旨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战争的指导并没有摇摆不定,而“忽战忽和”。诚然,在     

墨子战争观论略

历代治墨学者都认为墨子“非攻而不非战” ,理由是墨子“非‘攻’而颂‘诛’”。然而“春秋无义战” ,所谓“诛”只是古代“圣王”之事 ,因此 ,文章认为墨子反对当时的一切战争。至于墨子主张并实行的对“攻战”的防御和抗击 ,只是他反战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表现形式。无论从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分析 ,还是从他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 ,他都是反战的。他拒绝暴力、力主和平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当代更显现出灼人的活力 ,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壬辰战争前后明政府决策失误探究

1592—1598年的壬辰战争是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因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侵朝并进图中国而引发。战争爆发前后,明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四次重大失误:一、战前无视敌情"哨报",未作备战部署;二、战初无休止的"战""和"之争,贻误了痛击日寇的最佳战机;三、碧蹄馆之役前后,由"轻敌冒进"到"畏敌议和",再失攻敌良机;四、撤军与和谈之议,为日军卷土再战埋下隐患。四次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成为战争时断时续达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破解“神秘肉团”之谜——西来寺明代水陆画“太岁”考释

西来寺位于乐都县碾伯镇东关街 ,创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 (公元 16 0 6年 ) ,寺内藏有 2 4幅建寺后不久绘制的“水陆道场”绢本画 ,保存完整、色彩艳丽 ,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属国家一级 (乙 )文物。西来寺水陆画第 18图 (作者最初研究排列顺序号 )是一幅“忠臣烈士 ,诸员太尉 ,诸朝王侯、阳间太岁”图。该图长 15 0厘米、宽 82厘米。全图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左绘诸葛亮等人六身 ,右绘五身。中层绘一戴冕旒、身着帝王装者 ,帝王前有二人。下层共绘“阳间太岁”、“诸大山王”、“诸神”十四身 ,分左右两组。其中 ,右前一身着交领红长袍童子…     

在战争阴影下——从30年代初到二战结束日苏关系的演变

30年代初到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日苏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战前,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发生流血冲突;战争爆发后,两国分别加入彼此对立的军事集团,却又长期维持着“中立”与“和平”。根据两国在二战爆发前后的战略态势和战略重点的不同,这一时期日苏关系可分为“日攻苏守”,“日苏中立”,“苏攻日守”三个阶段。下文试对此三阶段进行简单阐述。一、咄咄逼人的日本时代(1931～1939年)这一阶段是日本人握有主动权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满洲”,使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不复存在,从而根本改变了日苏之间在远东的战略格局,使两国关系…     

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计量研究

本文以《春秋》所记 4 4个围城战为样本 ,探讨了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的分布规律。分类统计实证研究表明 :“全国”范围的、“北方”发起的、“南方”发起的围城战在各季节发生的概率 ,其分布规律皆服从均匀分布 (P >0 2 0 ) ;“北方与南方”服从同一分布 (P >0 2 0 )。研究结果说明春秋时代南北双方同样具有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经济承受能力 ,形成了可以不受季节限制而发动战争的新的军事思想     

西来寺明代水陆画“天龙八部”诠释

青海乐都西来寺创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 (公元 1 6 0 6年 ) ,创建不久绘制一组 ( 2 4幅 )水陆道场绢画 ,保存完整 ,色彩艳丽 ,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水陆画是中国古代寺庙中做“水陆法会”时所用的重要宣传媒介。“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称“水陆道场”、“水陆会”、“水陆大会”、“水陆斋仪”、“水陆斋”、“悲济会”等 ,是中国佛教的一种非常隆重的经忏法事活动。举行法事活动的时间较长 ,最少七天 ,多则可达四十九天 ;参加法事的僧人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规模盛大。水陆画也是集我国古代佛教、儒教、道教三教…     

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唐中央与南诏地方政权,在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打了两次战争:一次为泸南之战,一为西洱河之战。这两次战争,间隔不长,规模较大,影响不小,是唐史和云南地方史上的重要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自天宝九载(引者按:据《通鉴》、两《唐书》,应是天宝十载。)杨国忠发动西洱河战事,骚动全国,引起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南诏阁罗凤北臣吐蕃,争战大渡河以南地之后,吐蕃与南诏协力骚扰,连年争战,为唐大患。”木芹先生说:“这次战争(引者按:指西洱河之战。)的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规模也较大,所以影响也是大的。对唐来说,战争前内地的情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唐统治者的惨败,使得山雨已经到来。……在战争中,内地人民承担着苛重的捐税和军费,同时失     

忆“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血战,是我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之战。参战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将士奋战之英勇,牺牲之惨重以及战果之辉煌,实为罕见。兹记其经过: 一、抗战前之准备 (1)陆军整编与指挥官训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又相继挑起“一·二八”上海战争和长城战争,我国一再忍让,但也预料到日本侵略者必将由蚕食而鲸吞,抗战无可避免,必须密为准备。1935年在武汉行营设陆军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的经济战

<正>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归根结蒂是经济的产物。帝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根本目的是为夺取与维护其经济利益,即为寻找、扩大与巩固其商品销售与资本输出市场及原料产地。所以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本质上是经济侵略战,而军事侵略、政治侵略仅是其经济侵略的手段而已。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就是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吞并中国经济。在战争中日本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经济合作”与建立中日“经济集团”等口号,都是“经济并吞”的别名;后来日本提出的建立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想进一步把它的经济侵略魔爪伸向整个东亚地区。     

雍熙三年宋太宗对辽战争何以失败

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北宋发动了一场进攻辽统治下的幽蓟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战争的这一结局,成了宋辽和战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北宋统治者虽然口头上还说要收复幽蓟,但直至徽宗末年与女真缔结“海上之盟”以前,却再也不曾见诸行动了。 战败以后,宋太宗把全部责任都归诸臣下,责备他们“不遵成算”,宋朝的一些文献也对这次战争的史实做了歪曲记载。近年来已有人对这类记载表示怀疑。本文则拟在考订这次战争若干重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澄清战争的起因、辨明宋太宗部署和指挥这次战争的真象,从而见其致败的真正原因,同时对他事后披露的“成算”亦做一评述。     

論中日甲午战爭的本質

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石川旭山和幸德秋水在1907年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史”中写道:“日清战爭(按卽中日甲午战争,日人称之为日清战争)还不可能是由資本家的自觉而引起的,不可能是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引起的。”这一论断,我認为是非常正确的。日清战争的計划、准备以及执行的主体,无論是表面的或实质的,都是絕对主义的天皇制。资产阶級虽然被动員起来参加了战争,并从战争的胜利果实中吸取了甘汁,伹它不是演着这一次战争的主要角色。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

近来,在东晋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新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征服战争”,而是“兼并统一战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前秦方面,而不是在东晋方面。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今提出来,请予指正。一、关于战争的“民族性”“兼并统一战争”论者说:淝水之战“不是以氏族对汉族进行‘种族奴役’为目的的民族侵略战争”,“就战争的实质而言,乃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在一些著作中赋予以民族战争的性质,纳入侵略反侵略的框框,这是值得商榷的。”又说,在战争中东晋只是“利用当时还存在的     

论淝水之战的性质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论争,近年来为学术界瞩目。本文作者认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前秦封建王朝对南方的东晋封建王朝进行的一次兼并统一战争,而不是氐族对汉族进行的“民族征服战争”或“民族侵略战争”。作者不以东晋为“正朔”之所在,也不以前秦为“僭伪”、“异族”和“外国”。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作者给苻坚以肯定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作者认为把中国古代历史范围内前秦对东晋的兼并统一战争和近代世界史上帝国主义瓜分掠夺殖民地的兼并战争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对于淝水之战的讨论,究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但讨论的意义却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因此,学术界对之予以重视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国古代的“夜战”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来,战争就作为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出现。然而,作为从属并服务于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战术形式的夜战,究竟产生于何时,如何产生,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迄今无人论及,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史、战争史上研究的空白。本文试就这二方面提出一点见解,求正于史学界和军事学界。 一、“夜战”一词的最早提出 据古籍记载, 我国最早的“夜战”一词提出,始见于《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等篇。其中《国语·齐语》记有:“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云:“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两者虽文字略有参错,但文意相合,都是记述管仲的话。管仲所谈到的“夜战”,并不是针对“夜战”的战术而发,而是提出改革军制间或对于实施“夜战”所带来的裨益。原文本意如下:     

释“浑脱”

公元1258年(南宋宝佑六年)元宪宗蒙哥分兵三路攻打四川。在战争中常迂河流阻隔,故此长于骑术的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也常展开小攻和水战。当时的蒙古军队中不乏善长水战的将领,如契丹族的石抹按只就以此称著。攻打沪州时,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按只以战舰七十艘玉马湖江,宋军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又拆毁了桥梁凭江据守。按只审视地形,沿江三浮桥二个余所,致使宋军江防溃乱,无险可守。除战舰、浮桥外,当时的浮渡工具还有皮船和浑脱。公元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南宋“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能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与皮船,乘之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