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礼器看列鼎制度

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青铜鼎,大致可看出列鼎制度形成发展之脉络。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列鼎制度萌芽阶段,此时同级贵族列鼎多寡不一,尚未形成定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列鼎制度的正式形成与规范阶段,部分墓葬列鼎数和文献上所记载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情况相吻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为列鼎制度的普遍僭越阶段,此期列鼎制出现了遵守与僭越并存的现象,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     

论周代列鼎制度的嬗变——质疑“春秋礼制崩坏说”

列鼎是周代贵族身份等级的标示物 ,列鼎制度在周代贵族礼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该制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沿革、等级构成的变迁。从列鼎制的嬗变来看 ,那种认为春秋时期礼制废弛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     

梅文鼎及其目录学成就述评

梅文鼎是清朝著名的历算学家,被誉为清朝历算第一人,他一生著述上百余种,对历算科学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先后三次受到康熙皇帝接见。梅文鼎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对历史文献学中专科目录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铸鼎象物：艺术想象与政治指向

夏铸九鼎,鼎体备百物之象,凝聚艺术想象于国之神器。鼎之象的文化品格、政治属性与神秘感,催生恋鼎情结。殷、西周取天下,迁九鼎。春秋之后,对鼎的艺术想象渐弱,政治指向引发夺鼎、护鼎、寻鼎、造鼎种种表演。     

试论鼎功能的历史演变

鼎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最初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食器,后来随着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生,它逐渐演变成为礼器的象征,当阶级产生和国家出现后,它又渐渐成为了国之重器。到了现代,鼎被赋予了威严、庄重、力量等新的意义,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徕鼎》读笺

2003年初,在陕西省眉县发现了一处西周窖藏,出土有27件青铜器,每件都带有铭文.其中有<四十二年徕鼎>、<四十三年徕鼎>的铭文共约近700字.<徕鼎>铭文以西周贵族单徕的活动记录为中心,旁及西周厉王、宣王世的许多史实,为两篇涉及西周晚期历史研究的最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论中山王鼎壶铭文中的修辞格式

中山王鼎是中山国遗址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一件,该鼎铭文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对中山王鼎铭文所使用的修辞进行了讨论,认为其铭文中使用的如此多的修辞,无论在出土文献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修辞的宝贵参考资料。     

钟鸣鼎食中的上古诗--西周初年礼制变革与《诗经》祭享诗的原始关联

列鼎与编簋、编钟及笾豆构成了周代礼制的礼器系统,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特征的周代列鼎制度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与《诗经》雅颂中的仪式性乐歌一起用于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尊祖、敬宗及收族的礼仪场合;“钟鸣鼎食”涵盖了《诗经》时代的宴饮文化和音乐文化,与上古诗歌互涵互动,对上古诗歌艺术的内容、用途和功能具有极强的规定性,代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特质。     

再谈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源头

瞿秋白的＂历史工具＂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英雄＂观的深化。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是在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才形成、提出＂历史工具＂论的。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列宁主义观”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观＂的历史发展主要经历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观＂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列宁主义观＂两个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观＂的历史发展对于我们确立并坚持科学＂列宁主义观＂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并坚持科学＂列宁主义观＂是当前进一步捍卫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时代要求。     

“四人帮”御用文人的最终结局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     

“鼎”的词义发展

"鼎"的词义以其器物原型为基础,由最初的与饮食相关的器物逐渐引申发展出了很多看似不相关实则有语言认知联系的意义。文章主要从"鼎"的字形演变和"鼎"的词义发展两个方面,梳理了"鼎"的整个词义系统鲜明的家族相似性,其语义系统以内在的认知基础和规律看似松散实则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呈现出放射性的发展模式。     

文化哲学与有限性视域的内在关联

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凸显使得哲学研究对象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理性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理论范式的文化。这不仅表明了文化哲学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和审视,而且也表明了文化哲学存在的＂有限性＂视域,但它并不局限在某一种＂有限性＂视域之下而是要超越其＂有限性＂,这是文化形而上学本性使然。文化哲学批判的＂有限性＂视域以及在此视域中的＂无限性＂特征表明了文化哲学的＂实践品质＂,这一品质在马克思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得到集中体现。     

“Horse”国俗语义的英国文化考量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语言单位,特别是词语,体现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从昔日庞大的英帝国兴起直到现在,马在英国军事历史和英国民族的生活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基于马在英民族文化具有的独特形象意义,从马的英语语义和习语、历史文学和英国民族的体育娱乐生活三个层面探讨英国的＂马文化＂。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清代安徽鼎甲群体

清代安徽鼎甲人物共有21位,规模仅次于江苏与浙江两省,在清代科举格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徽鼎甲群体的变迁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平台期到乾嘉时期的繁盛期,至晚清转向衰微。安徽鼎甲区域分布具有不均衡的趋势,鼎甲人物向安庆、徽州、宁国等科举发达地区集中,与进士的区域分布态势密切相关,又和进士中心县高度重叠。安徽鼎甲人物多有进士家族的背景,来源较为狭窄,其社会流动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试论汉字在韩国语言生活中的变迁——兼议“韩文专用论”与“国汉混用论”之争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深刻,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韩经贸和文化往来更加密切。韩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大量使用汉字词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汉字在短期内不可能退出韩国的语言文字舞台。韩国社会需要面对的不是＂用＂或＂不用＂汉字的问题,而是要在坚持本国语言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以平和的心态积极吸收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语言文字的精华,丰富韩国语的词汇和表现力,更好地服务于韩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中韩人文交流的需求。     

“学院派诗歌”：概念与现实——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

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院诗歌＂不同于泛化的＂校园诗＂,它在近年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大学扩招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来临的直接结果;但＂学院诗歌＂也不等于＂学院派诗歌＂,＂学院派诗歌＂在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假想的可能,这一概念目前并不具有针对性和阐释力。＂学院诗歌＂的命名更符合中国新诗近现代以来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陈氏注骆新解三题

初唐诗人骆宾王由于随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加之史载不详,历来对其多有褒贬。晚清学者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陈氏解读骆宾王主要体现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古典解释学原则,而当今学界尚未从此原则出发论证陈氏注骆与骆宾王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从心理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窥探诗人心志,钩沉古史,可知骆宾王并非诸如历来对之持有非议者所言之＂薄幸＂、＂无行＂,反而是个性耿直,一身正气,铮铮铁骨,堪比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