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

婺源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古称弦高，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置县，古属皖南徽州一府六县之一，也是徽商的发祥地。它东临浙江衢州，南通上饶，西接瓷都景德镇，北枕黄山，是镶嵌在浙、赣、皖三省交界处的一颗绿色明珠，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     

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

都说婺源是中国最美丽的乡村,那里的美需要一颗的宁静的心去慢慢感受,古朴而不失绚烂,在金黄的花海中却又透着幽静。于是,行走在每一块有着历史的青石板上,领略有一串长长的故事的婺源,感受幸福花开。婺源县位于今赣东北,古徽州六县之一,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素有"书乡"、"茶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特征及形成机制——以江西婺源为例

相对剥夺理论为解释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了新视角,但现有研究多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笼统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构成其组成部分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细化分析,二维度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特征属性及形成机制尚不明确。鉴于此,本研究以江西省婺源县7个乡村旅游社区为案例地,探讨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总体特征、差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产生了较高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且群体层面大于个体层面;不同人口学特征(所在村、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来源、旅游生意的技能和知识、家庭住址和旅游区的距离)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均存在差异;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机制因其比较对象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为有效干预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提高居民对社区旅游的认同和支持、完善乡村旅游地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实践启示。     

婺源 神奇的土地

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是镶嵌在黄山——景德镇——庐山国际旅游黄金线上的一颗绿色生态与古文化明珠。她东连浙江衢州、南通上饶、西接景德镇、北临黄山,古为文风鼎盛之所,今为交通皖、浙、赣三省要地。全县面积2947平方公里,总人口33万人。境内山多地少,素有“八分半三一分田,半分水路与庄园”之称。这里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6.7度,     

失去乡村的中国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一个华北山区村落的个案观察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城乡教育因急速变迁而产生了痛楚。在打破传统中国“无差别统一的城乡良性循环”,推进近代“新式教育”以来,城市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城乡关系就决定了中国教育一步步地失去乡村,失去了传统中国的乡村文化和乡村价值。21世纪以来的“办学城镇化”更进一步在空间上和地理位置上使得中国教育失去乡村。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不断地接受逐步失去“乡村”的事实,中国乡村也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应对“新式教育”以及“办学城镇化”的诸多调整,最终促成了今日我们看到的中国乡村教育之现实：如果说乡村有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中国乡村控制方式的变迁——读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有感

几千年来的中国乡村,经历了种种社会控制方式,从宗族保甲到士绅团练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村民委员会,都传承着礼法共用、各施其长的控制手段,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控制方式也将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和更好地实现法治下乡提供参考价值。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乡村社区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乡村生活——以《大地》为例

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赛珍珠代表作《大地》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真实再现了中国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描写表现出其对中国农耕型文化心理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以及一个＂异乡人＂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是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有力例证。     

中国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乡村民宿作为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和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住宿业态和旅居方式的升级,更是文旅融合的深度体现。中国乡村民宿发展历经了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整合转型四个阶段。乡村民宿开始注重规范化和精品化,构建了多元化的民宿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民宿发展路径,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民宿经济开始显现。乡村民宿在带动地方经济增长、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然而乡村民宿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表现为民宿经营管理水平低下、民宿与地域文化融合不足、民宿建设和发展缺乏科学规划、民宿行业规则和法律制度不健全、民宿建设用地和产权缺乏保障、民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中国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提升民宿经营管理水平,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宿,科学规划民宿建设与发展,加强对民宿的引导,规范和扶持,保障民宿开发用地,重视处理民宿的负面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乡村治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乡村问题研究》开栏引言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百年乡村建设的有效延续,是探索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新路径的有益尝试。乡村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是富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近些年涌现了一大批勇于实践、乐于探索、敢于理论创新的学人,其中不乏政治学、社会学界等名家,推出了与时俱进、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此,《湛江师范学院学报》新辟《乡村问题研究》专栏,将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立足于乡村建设,为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以彰显社会科学期刊荟萃科研成果之基本职责。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

近代以前,中国城乡的教育与科举制度相联系,属传统文化的范畴.这种局面,在近代随着开埠通商和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新式教育的展开,发生变化.清朝政府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和废除科举后,新式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近代文化和工商业的发展.无此依托的广大农村,则明显衰弱.一旦有机会走出乡村求学乃至出洋留学者,很少有人学成后再回到农村;即使那些土生土长的读书人,也不愿呆在农村.城乡间近代文化教育的联系微弱,甚至呈现出明显的断层.     

隐士文化名城——镇江

人们大都知道, 镇江是一座享誉古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