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     

新疆城镇贫困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利用2002—2013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计算了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城镇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3年,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大体经历了三个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先升后降,2010年以后下降速度尤为明显。对FGT指数分解后发现,经济增长对降低贫困规模和贫困严重程度效果明显,收入分配的改善对降低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效果最好,贫困线上升导致的FGT指数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降低FGT贫困指数幅度大体相当。为有效解决新疆城镇贫困问题,应继续实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的反贫困战略。     

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影响的分析

本文考察了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的影响.在贫困指数的可分解性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影响的分析模型.在模型中,总体贫困率变动被分解为分别受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各阶层实际经济增长的差异、社会不平等程度与社会各阶层人口变动影响的各项.由此,得出贫困消减的有效消减需要制定整套协调的社会经济政策.     

资源诅咒与反贫之策——以四川藏区为例

资源诅咒影响个人财富与经济增长,带来普遍贫困。四川藏区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经济制约了技术、人才、产业发展,导致制度弱化,环境破坏,阻碍经济发展,形成了资源诅咒,引发了地区普遍的贫困。为此,应根据地区功能定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加强教育培训,推进制度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破解资源诅咒,摆脱资源型贫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球化及其对小农户的挑战

小农是贫困人口的主体。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但新增利益的分配很不平衡。解决贫困尤其是小农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内外的共同努力,协调经济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保证小农有能力实际分享贸易和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市场机遇。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是降低该国贫困发生率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手段,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所谓"滴漏效应"更是不会自动发生.各国经验表明:有效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只有与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且优先受益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大大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所遭受的贫困打击,提高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地方财政支出与益贫式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减轻贫困人群的生活负担,还能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减少能力贫困的发生。经济增长则可以通过带动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减轻贫困,但是这种作用对于不同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而言有较大区别的。此外,由于中东西部贫困发生的原因不一样,经济增长通过地方财政支出对减贫的作用也大相径庭。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城镇贫困问题

为了弄清城镇贫困现状,本文界定了贫困标准,测算了总量贫困。结果发现: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城镇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城镇贫困实际上是受各种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转型以及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加剧的。因此,加速发展、深化改革,长期挑战城镇贫困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项艰巨任务。     

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农村贫困。以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外贸扩大作为速度因素,以农业结构交化、非农就业发展、城乡居民比例变动和所有制结构变迁作为结构因素,以收入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作为质量因素,撇开观念和制度变迁,运用SURE和SYSTEMGMM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自然的经济贡献及其GDP显示

自然的消极贡献产生人类经济活动,自然的积极贡献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自然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正在逐渐变成一个人化了的世界。人类的福利水平越来越依赖于人自身的经济活动能力及其产出水平,灾害、贫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逐渐远去,人的生活质量包括环境质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逐渐改善。GDP核算理念是对人及其需要的多样性的尊重,超出法律用任何一种标准或任一群体的偏好将经济产出区分为有益的和有害的,不仅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缓解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是放慢资源开发而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对现行GDP进行绿色调整的主张至少是不必要的。     

旅游需求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关系研究——基于市场异质性视角

基于市场异质性视角，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探讨整体和细分市场（包括韩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市场）中旅游需求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旅游需求整体上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细分市场上，旅游需求对美国、日本和其他市场的经济增长影响较为显著，而旅游需求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只在日本和其他市场表现显著。基于市场的差异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旅游市场的特点，进而建立各自的竞争优势。     

四川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Arc GIS、Geo Da等软件对2000²015年四川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明显,全域无空间依赖性,局域出现贫困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贡献高于后者。20002015年四川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明显,全域无空间依赖性,局域出现贫困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贡献高于后者。2000²011年间,贫困空间集聚的四川藏区县域经济不存在明显空间效应,主要依赖物质资本要素驱动,近年来出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人力资本贡献率逐步增强。建议发展城市群体,形成人口、产业空间集聚的同时,提高城市群区域对贫困地区的辐射带动,促进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精准扶贫与片区扶贫相结合,加大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力度;继续提高人力资本贡献率,改变物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抓住长江流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机遇,重构经济空间格局。     

西部与贫困

中国要在本世纪内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西部是重点,农村是关键。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西部作为中国的半壁江山,其价值远远超越了资源基地这一经济层次。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将是中国政府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将越来越成为中国消灭贫困的主战场 1978—1995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和政府开发扶贫,加速了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累计有1.85亿农民脱贫,在摆脱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各地区的脱贫进展并不平衡。 我国反贫困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5年间,联产承包变革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贫困状态大大缓解。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     

“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与中国城镇反贫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贫困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城镇贫困是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进行重新思考.论题在回顾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这一概念有关的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对于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意义.     

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伦理思想再认识

本文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背景。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内容有：人口的迅速增长是社会贫困的根源,控制人口增长是合乎伦理的选择,道德约束加利益约束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手段。认为马尔萨斯揭示的人口过快增加与社会贫困加剧的关系具有真理性价值,实际上提出了人类必须自我约束自身生产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中国农村长期贫困与消除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现阶段农村贫困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上属于长期贫困。同时,本文对现阶段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从农村遭受的政策性排斥予以了分析。分析表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公共产品供给福利及教育等方面遭受长期的政策性排斥是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深刻根源。消除政策性排斥赋予农民这个群体、特别贫困农民应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得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保证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农村消除长期贫困的关键。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假说:第一,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贫困的减缓;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在于"辐射效应"。随之本文利用2000-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集,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着"倒U"关系,即存在先抑制后改善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发展均会增大贫困减缓效应,因此除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入手,探索减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