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

本文不同意把青铜器铭文看成全是祭祀祷告文，不同意把“族徽”看作是祭名。作者认为族氏符号的性质内涵是比较复杂的：有氏族图腾意义；有象形化美术化的表族氏的文字；有通用文宇；还有一些是抽象的氏族或家族的标记，它不属于文字。针对一些学者把牛头形、老虎形图案当作象形文字的现象，作者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字符号与标记符号的区别，并以在客家民俗和家庭用具中看到的标记，论证了对族氏符号性质的判断。文章最后对商、周青铜器中不同类型的短铭，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不同意把△（图二）当作文字释为“举”。     

两件新见曾国铜器铭文考述

文章介绍两件新见曾国铜器曾子伯皮鼎和曾太保(嘉)簋的铭文,过去均未著录,作了初步考释,指出两器均属两周晚期或两周之际器物,为曾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以考古材料印证朱芳圃先生之说,辨析"曾"字上两笔为甑器两耳之状而非蒸汽上出之形.<曾国青铜器>所著录的两件曾太保簋,甲簋亦见于<殷周金文集成>4054号,从器形、纹饰、铭文内容、铭文行款和残存的痕迹看,当是同人所作同铭之器,我们可用流入香港的曾太保(嘉)簋铭文订补<曾器>和<集成>二书释文的缺失.     

“亚若癸”组铭文补释

文章对商代金文中的"亚若癸"组铜器铭文进行释读,认为"亚若癸"组铜器铭文的含义是"若"、"受"、"■"、"■"四个族氏共同为祖先作器。文章还由此出发,讨论了"亚■覃"组铜器铭文,认为"亚■覃"组铜器铭文含义为"■"、"覃"、"受"三个族氏共同为祖先作器。     

《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

《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方述鑫关键词：史密簋金文西周乡遂制度兵制１９８６年出土于陕西省安康县的《史密簋》，其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迄今，已有好几位同志撰文考释探讨本铭内容①。对本铭中的“...     

唐子仲濒儿盘、匜“咸”字新解及铭文补释

2001年湖北肖家河出土3件有铭铜器,器主是"唐子仲濒儿",引起了学界对""字的讨论,此字关涉到金文历日这个重要问题,比如"月相四分说"和"月相定点说"。现有成果对铭文中"御"字的解释亦有可商榷之处。文章研究表明:第一,从字形、文献、考古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唐子仲濒儿盘、匜铭文中的""是"咸"字,释为"咸池"。"咸池"是岁星纪年,岁在戊午,即为咸池,并考证做器年代可能为公元前602年。第二,铭文"御盘"、"御沬匜"、"御鈚"中的"御"字当释为"用"。     

说山西浑源所出鱼■匕铭文中的“■”字

文章从字形分析入手,研究了"鱼■匕"铭文中的"■"字,否定了将其释为籀文"顶"的传统看法,论证了"■"是三晋文字中的"颠"字,在铭文中应就本字解之,不得读为"鼎",由此出发,对铭义重新做了解读。     

五年琱生尊与琱生器人物关系新论

2006年底陕西扶风出土的五年琱生尊与过去著录的五年、六年琱生簋内容正好衔接。其铭文为理解琱生诸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对琱生三器的铭文进行了分析之后认为：琱生诸器的作器者琱生就是伯氏;召伯虎就是君氏,是召族的宗君,他又被称为召;琱生是召伯虎的宗族庶长兄。妇氏是召伯虎的母亲;召姜是召伯虎的妻子;妇氏是召姜的姑姑。琱生诸器铭人物关系的明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琱生诸器的铭文内容。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

2006年杪琱生鍑自陕西扶风出土,与传世的召伯虎簋、琱生簋恰好拼成一个连贯事件.由于铭文解读难度较高,学界至今尚未提出一有说服力之解读.宗法制度为西周最基本之规范,经由其大、小宗区别的规律,铭中人物称呼乃得正确解读.再透过三铭比较,可明显看出叙述内容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言的私家诉讼,而是大家族召氏欺君瞒粮的曲折故事.此器的出土为中国税制史翻开重要的首页.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天亡簋“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试解

西周铜器天亡簋,或名大丰簋、天亡敦、聃敦、朕簋,为武王时器。孙诒让谓此器铭文“文字古朴,义难通晓”①。自清道光末年出土以来,对铭文考释者达十数家,取得了许多一致的见解,但仍存在分歧较大之处,影响了对全篇铭文的理解。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文试对铭文中“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句陈一己之见。     

对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出土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

1980年9月黄县(今龙口市)庄头村出土的一批西周前期有铭铜器中,其中四件有铭文,系同一墓葬出土.铭文涉及的“芮公”、“熊奚”、“小夫”等铭为胶东半岛首次发现.它不但为研究胶东半岛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而且也为探讨西周前期半岛古国与周王朝以及与其他属国间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古代瓷器铭文所见 “一带一路”地区中外民族交流

[提要]古代瓷器曾在“一带一路”地区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欢迎,成为促进中外民族交流的无言使者。附于瓷器之表的铭文随器流转,字简而意丰,颇有证史明典之功,故可将其称之为一种特殊的文献。瓷器铭文涉及诸多方面,包括世俗民情、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等,对于中外民族交流而言,其最突出的表现内容可以德瓷宣教、美瓷赋文与名瓷纹章为代表。这三种类型依次展现了在“一带一路”地区,中国与各民族以瓷器为纽带开展交流的三个阶段：唐宋元明与阿拉伯民族、明末清初与日本民族、清中叶与欧洲民族。这些古代中国与域外民族往来互动的交流片段,由铭而显,因瓷而存,是中外民族交流的珍贵遗产。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

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说山西浑源所出鱼颠匕铭文中的“颠”字

文章从字形分析入手.研究了“鱼颠匕铭文中的“颠”字.否定了将其释为籀文“顶”的传统看法.论证了“颠”是三晋文字中的“颠”字,在铭文中应就本字解之,不得读为“鼎”,由此出发,对铭义重新做了解读.     

关于青铜器族徽文字分期断代方法的探讨

青铜器族徽文字是研究商周社会族氏关系、家族形态的重要史料,对其时代判断应以铜器形制为依据,结合商周铜器分期体系,首先确定一些典型墓葬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尺,参照墓葬年代及铜器组合特点进而确定标准器,以年代明确的族徽铜器作为划分该族其它铜器的时代坐标,然后判明传世铜器上的族徽与非族徽文字,依据其形制、纹饰、字形书体等因素进行综合断代,以建立各族系铜器发展变化的先后序列。     

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

召公奭是商末周初著名历史人物之一,然而关于他的身世,却是自汉以降二千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召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召公奭仅是“周之支族”,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远。本文通过对相关古典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西周燕召铜器铭文中“日名之制”的分析,认为召公奭并非如某些文献所言为周文王子,困为“日名之制’是殷人使用的制度,周王室是不采用的,召公氏族虽与姬周同姓却是“周之支族”,此族本与姬周本支同居西土,后从本支分离出来迁居于东方“召”地,“召”随后演变为此姬周别支之氏族名、国名。     

乐从堂藏(犭臣犬)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

文章对所见簋诸器和新见卫簋三器这两组铜器资料重加整理.通过比较可知,两组铜器除器形、纹饰差若相当外,铭文用辞及句例亦多类同,文章据此推断" (犭臣犬)"、"卫"二人为兄弟关系;推知卫簋"各于康太室"应读为"(王)各于康太室";(犭臣犬)簋"祀于其百神,亡不鼎"之"鼎"读作"则";(犭臣犬)簋"金车金狱"之"(族)",原形作"(狱)";并就(犭臣犬)簋、卫簋"日引勿替"一辞对青铜器断代的指标作用进行讨论.     

从金文看两周婚姻关系

从两周金文可以看出当时婚姻关系:明言婚娶,载明夫方信息,铭文本身表明夫妇关系、子母关系,器铭之间互证可明确的婚姻关系。金文结合传世文献可看出:女性称谓首字所标示的父方信息、夫方信息,判断夫妇婚姻关系,从两周金文并结合遗存看婚姻关系。     

“保卣”铭文释疑

解放初出土于河南洛阳的“保卣”和一同铭之尊,铸有铭文四十六字,记载了周成王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史料价值颇高。郭沫若、陈梦家、蒋大沂、平心、黄盛璋、孙稚雏及白川静等中外学者都进行过考释。由于铭文中没有绝对的纪年标志,所记史实在文献史科中又不甚了了,因此在理解上多有疑难。以上各家的考释,得失互见,然于铭究竟记载周初何事,均未得其解。     

逨盘古辞探微

今年元月，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出土27件有铭铜器，这是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其中逨盘铭文记载11位周王的功业，是宣王之标准器，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铭文内容丰富，词汇古奥。本文选取其中12则，参验典籍，寻觅其出处，使若干文句得到合理诠释。文后附有“译文”，可供文史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