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曹植《赠丁仪》一诗的作期,余冠英《三曹诗选》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据《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曹操曾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被曹丕阻挠,丁仪因此怨曹丕,而和曹植亲近。曹操有一个时期要立曹植做太子,丁仪曾有意促成其事,因而被曹丕所忌。曹丕即位后不久丁仪就被杀。这诗大约作于曹丕初即王位的时候,为曹植所意料不到的那些压迫还未发生,只见到丁仪没有得到封赏,怕他心里不安,而以诗安慰他。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李景华主编《三曹诗文赏析集》等都采用此说。因曹丕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所以徐公持《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更直接地定“余冠英说”为建安二十五年。他肯定此诗为曹植诗歌中“创作背景情况已基本弄清,并明确地被考定为某年所作”的十首诗之一。     

曹睿文学成就浅说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素有"三祖"(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睿)并称的提法.《文心雕龙·乐府》云:"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诗薮》外编卷一云:"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烜赫,仅曹氏操、丕、睿耳."实际上,由于器识、抱负、才能、修养等条件的限制,曹睿的文学成就远逊于操、丕,钟嵘《诗品》将其诗列入下品,并评云:"睿不如丕,亦称三祖",大体上是允当的.但如全面加以考察,曹睿对于文学发展自有其     

“魏讽谋反案”析论

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魏王曹操西拒刘备，屯兵长安，魏太子曹丕留镇邺城。这时，邺城发生了以相国西曹椽魏讽为首的谋反事件，旋即被曹丕镇压。“魏讽谋反案”暴露了建安末年曹操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新动向，值得深人剖析。《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条记载了魏讽谋反事件的始末，移录如下：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椽。荣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锦谋袭邺。未及期，伟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     

论刘桢

一建安七子之名来自曹丕《典论·论文》。但孔融比曹操还大两岁,胡应麟认为:“文举自是汉臣,与王、刘辈迥异,列之邺下,其义未安。”(《诗薮》)《王粲传》里也未列孔融,所以实际上只能算是建安六子。曹氏父子罗致这些文人,或以之夸示文苑之盛,或以之代行书簿之劳,或以之交流文章乏乐,主要目的不在培养干练之士为政治效力。吴质与六子同时,就曾说过:“凡此诸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     

徐干附曹在建安十一年

徐干何时依附曹魏,研究界的说法颇不一致。有说在建安初(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建安七子论》),有说在建安九年(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有说在建安十年左右(见《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建安文学编年史·前言》),有说在建安十一、二年左右(见《文艺研究》1983年第6期《建安诗风的衍变》),还有说在建安十二年(见《曹植集校注》附《曹植年表》)。徐干附曹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因有其文赋为据,已无问题。但究在何年,说者都没有提出可靠的根据,读者自然无从判断。因此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曹丕这一次不在邺城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次印刷)在评述曹丕“邺城时期”中说,建安20年,曹军西征张鲁,曹丕在邺城留守。此说实误,请看下面的材料: 《文选·魏文帝<与钟大理书>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又《文选·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李善注引《典略》云:“(吴)质为朝歌长,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书中有云:“五月十八日,丕白。”又《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李善注引《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书中有云:“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侈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考曹操生平,西征之事只有三次:一是建安16年7月西征马超,一是建安28年7月至建安24年西征刘备,一是建安20年西征张鲁。建安18年西征马超时,曹丕留守邺城。其《感离赋序》:“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又《魏志·甄后传》裴注引《魏书》:“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     

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     

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

潘勖《册魏公九锡文》的沉浮汉献帝加曹操九锡的殊礼,命潘勖作文,《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卷二一《卫觊传》二文的裴松之注中均有说明。但在当时,就发生过另一种说法,以为《册魏公九锡文》的作者乃是王粲。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已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     

《归田赋》"仓庚哀鸣"解

东汉张衡《归田赋》云 :……於是仲春令月 ,时和气清。原隰郁茂 ,百草滋荣。王雎鼓翼 ,仓庚哀鸣 ;交颈颉颃 ,关关嘤嘤。於焉逍遥 ,聊以娱情。……张震泽先生说 :“此赋是短小明畅的小赋 ,一洗过去繁重凝滞的大赋旧规 ,开辟了抒情小赋的新境界 ,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为此各古代文学史专著、古代文学作品选本也大都引用。关于此赋的主旨 ,《文选》李善注云 :“《归田赋》者 ,张衡仕不得志 ,欲归於田 ,因作此赋。”上引一段 ,作者用清新的语言 ,描写了春日的自然美景 ,抒发出自己归田后恬…     

有关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几个问题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是以邺下文人集团为拟作对象的组诗,有关《邺中集》的真实存在性及拟作舍孔融而加曹植的作法历来存有很大争议,本文通过考证、推论,认为《邺中集》原本应该不存,所谓的"集"应为"宴集"、"编辑"理解,即谢氏模拟的不仅是诸子的宴会诗还有曹丕的编辑行为。将曹植纳入拟作,原因不在于身世比附寄托,而是选择的模拟对象为"邺中七子"而非"建安七子",组诗的创作动机也绝非借前人之境来抒发自我之情而在于谢氏追忆远古情结以及贵族文人意识。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试析刘勰论赋的几个观点

赋为非诗非文、似诗似文的一个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样式，自先秦产生以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日益发展而兴盛一时。在此期间，虽然有不少人，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曹丕等，对赋发表过种种的看法和见解，但多是较为零碎、片断的议论。真正对赋体文学开始进行专门研究，并在理论上作出较为全面、系统阐述的，则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诠赋》篇，集中探讨了赋体文学。另外，他在其他篇中，如《群骚》、《时序》、《夸饰》、《才略》等，也涉及了赋的问题。这些构成了刘勰颇为完整的赋论体系。刘勰在《文心雕…     

汉晋赋管窥

论文就汉、晋时代几篇赋佚文的辑录、认定、归并和篇名问题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论述。考定此前所谓东方朔《旱颂》为贾谊《旱云赋》中的文字 ,崔《武赋》佚文实即崔《武都赋》中佚文 ,该赋写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活动中心 ;论证了蔡邕所谓《协和婚赋》《协初赋》实为一篇 ,篇名应用《协初赋》 ;傅玄《团扇赋》《圆扇赋》《纨扇赋》本为一篇等。纠正了以往学界认识上的错误。此外 ,或对原文进行恢复 ,或增补佚文 ,或揭示其艺术上之特色 ,俱有助于对这一时期赋创作及有关作家之认识。     

《燕子赋》校注商榷

江蓝生同志《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之一的《燕子赋》(甲)校注(见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校勘精细,诠释详透,但还有数条似乎还欠斟酌。略述管见,以共商讨。“安不虑危,不巢于翠幕”句,注[11]言第二个“不”字衍,但这只是句义的一种可能,从层次意思看,“安还虑危,不巢于翠幕”的意思更顺一些,“还”字是草体字,丢掉走之旁在今日的稿本中也多见。正因为“虑危”,才“不巢”,才“卜胜处”。此句也可歧解为:安虑危,因而不巢于翠幕。即第一个字衍。“生不一回,死不两度。”注[160]言:“此言生死只有一次。     

钟嵘《诗品》的曹操、刘桢品第

在建安诗人中,曹操、刘桢的诗风有极相似处:(一)刘诗以风骨见长,曹诗历来也是以“气韵沉雄”、“骨力难侔”著称的。(二)刘诗不尚雕琢,曹诗古朴质直,语言风格也颇相类。但二人在钟嵘《诗品》中的品第却高下悬殊:刘诗被列入上品,评语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序》并云“曹(植)、刘殆文章之圣”。而曹诗被列入下品,评语只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寥寥十字。此事粗看颇觉蹊跷,而细加思量,也觉事出有因。《诗品序》云:     

曹操与诸葛亮书质疑

中华书局出版的《诸葛亮集》中,附有曹操的一封手书,仅十一字:“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此系引自《太平御览》。考《汉官仪》:“尚书郎含鸡舌奏事。”《太平御览》的编者以为诸葛亮身居相位,见帝(刘备刘禅父子)奏事用得着此药,所以曹操从此奉赠。 三国时期,蜀魏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据《太平御览》,当时不仅刘备、曹丕有物互赠,其它     

《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作品

《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作中著名的直接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品,在曹植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一生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泰山梁甫行》被普遍认为是曹植后期作品。最先提出该诗写作时间问题的,是清代的陈祚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道:“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据《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曹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但十年中,前九年曹操在世,为曹植创作前期;而后一年则入后期了。陈祚明判定《泰山梁甫行》是“徙封临淄时作”,但对于前后期的问题则未曾关涉。到了朱乾,他则基本上明确肯     

七言诗辨源

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并不是张衡的《四愁诗》或曹丕的《燕歌行》;东汉辞赋中的某些七言段落与后世成熟的七言诗也相差甚远。最早的七言诗应当是赵晔《吴越春秋》中的《穷劫之曲》,此诗句句押韵,未用“兮”字,通篇七言而又首尾完整。应充分重视《吴越春秋》中的七言诗及其典型的过渡性作品,对它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