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需”非“懦”之误——读《鹤林玉露》札记一则

<正> 《鹤林玉露》乙编卷五《断决》云:“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王瑞来同志的校点本(中华书局版)认为“需者事之贼”的“需”,乃是“懦”之误,于是径改之,我以为“需”是对的,不应改,理由如下:     

月有阴晴圆缺诗无新旧远近——读留白《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

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传布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渠道、新窗口(如果你足够时髦的话,还可以说是新界面).于是,过去写在纸上的小说,纷纷搬上了银幕、屏幕.这个"搬"的过程,有一个专门术语,叫"改编".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剧本改编刍议

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成功有赖于剧本的改编。改编本保持了汤显祖原本《牡丹亭》情理冲突和人性解放这一思想观念。改编本对原本结构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在曲词、宾白的改编上采取只删不增的原则,基本做到了“减头绪”、“立主脑”的效果。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为据,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并指出此次改编的借鉴意义之所在。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百家公案》本事考补

《百家公案》卷一的7回全部出自文言小说,但第三回、第六回、第七回等至今尚无人正确指出来源,事实上,它们见于《稗家粹编》或《万选清谈》。《百家公案》将之改编成书时完全是照抄,没有体现出创造性。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红色经典剧改编的困境在哪里——以《沙家浜》为例

由于种种原因,红色经典剧改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模糊。通过对《沙家浜》的考察,一方面说明作为样板戏的《沙家浜》是“三突出”、“主题先行”的产物,以郭建光为中心的故事线本来就乏善可陈;一方面是要论证作为电视剧的《沙家浜》因其绝对忠实于原著,而使原来的老问题暴露无遗。这些问题既使有关红色经典如何界定、主流意识形态能否自圆其说陷入困境,也会使以后红色经典剧的改编继续尴尬。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今存《永乐大典》之宋元城市图渊源考辨

《永乐大典》今存残卷之中收录了“(汀州)郡城”图、“建武军图”及“安南国图”“潮州路城图”“元河南志图”这四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宋元城市地图。通过对这些地图图式与内容表现的综合考察,详细考订成图年代,同时利用图、文合勘手段,深入辨析《永乐大典》所引相关宋元志书及其记载,查证这四种地图的摹录底本与图源文献,并据此归纳《永乐大典》之地志编例与地图采录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于历来争议较多的《永乐大典》所收洛阳城地图进行多角度探讨,确认此图当源于元《河南志》。     

正本清源,察古鉴今——读于泽民等著《孙子战略纵横》

<正>《孙子》一书,被公认为中国兵学文化的源头、元典,历代注疏评说汗牛充栋,探赜索隐新见迭出。国防大学于泽民教授等人所著《孙子战略纵横》(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从战略层面研究和解读《孙子》的学术专著,包括了《正名编》《应用编》《链接编》,共计27章近26万言。该书既有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战略思考,又有对前人误读误训《孙子》的指谬和匡正,可谓体大而虑周,守正而出新,读后令人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国防大     

读《李清照集校注》札记

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是目前研读李清照作品最完善、最权威的本子 ,被誉为“古籍整理之典范” ;笔者在拜读过程中 ,偶有愚见 ,聊缀于次 ,就正于高明。李清照《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辑自南宋曾《乐府雅词》 ,《乐府雅词》今存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本卷三作“莫讶 [杯深琥珀浓 ]” ;四部丛刊本卷下作“莫许 [杯深琥珀浓 ]” ,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六作“莫许 [杯深琥珀浓 ]”。王仲闻先生采用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莫许” ;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也采用“莫许”。王仲闻先生对“莫许”未提出…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哈姆雷特》的电影改编与时代解码

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导演采取或解读、或解构、或重构的策略，通过“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等方法，将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改编成电影。这种同一名著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改编的情况，既是文学艺术商业化过程中资本运用的结果，也是时代观念亟待表达的诉求。电影《哈姆雷特》的成功是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的结果，是其经典化的新历程。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清代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探考

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的主要纂辑者并不是盛康、盛宣怀父子 ,而是缪荃孙 ;负责删定、增补与校勘者则是汪洵。“盛编”的纂辑、刻成时间也不同于一般所说 ,盛氏父子在序言中将基本成书时间说成经始时间 ,这样就掩盖了缪氏纂辑之功。从内容看 ,“盛编”纂辑时曾参考过其他几种《续编》。与略早刊行的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相比 ,“盛编”编辑思想稍稍落后 ,不如“葛编”更能反映时势变化 ,但它校勘严谨过于“葛编”,保存了许多史料 ,因而同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范注“文术论”之称今辩

提出并解决《文心雕龙》下篇的“命名”问题,既有助于认清《文心雕龙》整体体系,更有利于理解《文心雕龙》下篇的内涵和性质。对范注“文术论”之称及其统括的理论范围的辨析,可以得出结论,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把《文心雕龙》下篇统称为“文术论”,更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旨和原貌,对理解《文心雕龙》下篇的性质和范围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