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苑英华》诗学批评特征及成因

《文苑英华》主要诗学批评特征有三：诗歌尊君意识进一步强化,倾向崇尚文采的“风雅”追求,以及诗用以教化,但人的德行不入批评标准。其成因与宋初儒学复兴、文化主体心态都有关系。官方虽在文学上未强调作者德行,但要求以政治上的德行来确保士人文德兼修。     

论《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及其价值

《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是《文选》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重要诗文总集。此书采用分体编录和文注合一等编纂体例,承前启后,颇有特点,既融汇前代诗文总集和类书编纂经验,又开启后代类似书籍编纂新思路,不管是在中国文学史还是书籍编纂史上,皆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文苑英华》对南朝艳诗的收录:态度、特征及影响

南朝艳诗尤其是宫体诗历来多遭批判,而旨在发挥文教功能的官修总集《文苑英华》却收录了不少南朝艳诗,这说明宋初从官方层面接受了艳诗,但《文苑英华》并未旗帜鲜明地肯定艳诗地位,而是通过筛选宫体诗、改变诗歌类型等方式淡化艳诗色彩。这体现出宋初文臣对艳诗的谨慎态度,他们虽接纳艳诗但不主张艳诗以艳诗面目发挥教化功能。在艳诗题材向词体转移的背景下,宋初文臣的这种态度使得《文苑英华》收录艳诗未发挥范本作用,对艳诗的发展起不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

在古代中国,虽然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往往不为人察觉。本文将其称之为文学史权力,并以《文苑英华》一书对所采诗篇题目的处置为中心,讨论总集编纂中的文学史权力运用问题。对诗题进行类化、简化或同化,是《文苑英华》这部总集在文献使用和编纂体例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及于诗歌之流传、阐释与接受,更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其对个别作品的占有、支配甚至再创作的权力。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文苑英华辨证》的校勘成就及其特点

彭叔夏根据周必大所校宋代类书《文苑英华》撰写而成《辨证》十卷。全书对《文苑英华》中出现的讹误及体例缺陷作出辨证,分为用字、用韵、事证等二十类,包括校勘、考证两个方面。本文从《辨证》具体实例出发详细分析,试图总结其校勘成就及其在校勘学上的特点。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

通过对《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唐诗的比较,可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发现宋初选唐诗更突出题材意识,题材有日常生活化倾向;宋人对唐诗选录态度更具包容性,这有利于唐诗精华的全面吸收;更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唐代诗人的接受较唐人而言变化也较大。     

《古文苑》 与 《文选补遗》 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     

论宋代诗学的文本倾向及其蕴涵的文学经典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逐渐自觉的演进期;唐代到北宋,诗学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自北宋始,宋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困境,有了向前代优秀创作学习的诉求,诗学显露出文本转向的端倪,这种文本转向的倾向在南宋得以加强。随着诗学的文本倾向逐步加强,宋人论诗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逐渐突显出来。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宋朝官吏贪赃的几个问题

宋朝官吏采取侵吞、盗窃、骗取、勒索、非法经商和受贿等多种手法进行贪赃活动,严重危及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妨碍了行政效能,毒害了社会风气,使封建政令走样变形,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加深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宋朝官吏的贪赃,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封建官僚政治的缺陷、封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以及封建剥削制度所致。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论宋代文学会社的繁荣及其原因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