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晚明小说"传道"的伦理价值取向

明代中期"心学"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晚明小说的潮流和风尚,在"主情"、"性灵"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晚明绝大多数文人都坚持,文学对真心真情的追求不能逾越儒家传统伦理的范围。明代文人认为小说具有"劝惩教化"价值功能,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品,对于教化百姓知晓伦常道理功不可没。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互融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代通俗小说与现代严肃小说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二者则处于融合衍生状态。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对峙与互融,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因。现代通俗小说和现代严肃小说的互融表现在三个方面:现代通俗小说的雅化;现代严肃小说的俗化;张爱玲等人雅俗共赏的小说新类型。     

论清初闽派宗宋诗风的衍生

明代闽派诗风恪守盛唐,至清初逐渐出现宗宋取向,成为晚清同光体闽派的渊源之一。其原因由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其形成发展从时间看,盖经由明末至顺治中期、顺治后期至康熙中期两段;从空间看,则由汀州僻地至福州大邑两个段落。     

论通俗小说及其主要特征

通俗小说的生产和消费虽异常活跃，但理论研究却相当沉寂，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功利性文学现对通俗小说的偏见所致。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通俗小说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通俗小说的概念仍无固定的含义。如果动态地考察通俗小说的古今流变，则判断通俗小说的标准原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以文体标准分辨雅俗，“五四”时期以思想艺术标准分辨雅俗，但实际上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既相互对峙竞争，又相互影响渗透，其界限至今已不太分明。尽管如此，从通俗小说的实际存在和具体流变中，仍可概括出它的三个主要特征：大众化品格、世俗化表达、娱乐性功能。     

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论李渔的艺术人生

李渔以其特殊的经历、人格以及出众的艺术才华，标举起异端大旗。他所选择的卖文糊口、托钵干谒的生活道路和他讲求生活情趣与物质享乐的人生哲学，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晚明文化风尚在清初社会里的印迹和影响。在清初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李渔的浪漫轻狂则被视为怪癖和滑稽，而他之举起异端大旗，又确有几分伪饰与游戏的态度。时代的限定和人格的缺陷，注定他的个人悲剧。他作为晚明文化的肖子出现，也标志着异端思潮走向了时代的谬误。     

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

从多民族国家的观点来谈论语言教学，历史上某些非汉族语言既是外语，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契丹文和女真文的研习是辽金时代非汉语教学的主要内容。蒙古国时代，燕京出现了畏兀儿文与蒙古文学校。至元年间，元政府建立了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其中回回国子学中还教授一种回回会计速写字符——亦思替非文字。明代在翰林院中设四夷馆教习八种语言。四夷馆为教学需要编写了番一汉对译辞书和番语教材。明中期之后，根据对外交往的要求，在馆中又设立了新的外语专业。满清入关之初全盘继承明制，仅改名为四译馆，专业语种设置不完全适合实际需要，至乾隆年以后方有所改善。明代及清初中国民间的外语教学主要是穆斯林经堂教育中的回回语文研习，常志美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清初青海东部的兴屯开荒和屯田民地化问题

<正> 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汉、唐、宋、明各代曾在这里大规模兴办屯田。清初承袭明卫所制,虽然继续实行屯田,但明中期以来屯田向民地转化的发展趋势仍在继续,其过程至雍正初年终于大体完成。其后随着清政府直接管辖区域的扩大,又在沿边地区新辟屯田。或出于军事目的,临时在驻军之地兴办军屯,如大通卫屯田,柴达木盆地的额色尔津、哈尔海图屯田等;或出于政治目的,在适宜于农业的蒙藏民族聚居区移民屯垦,如宣统年间升允、庆恕主持的举办垦务局大兴屯垦等,都或多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清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新闻传播价值

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都有反映现实的传统 ,大量出现在明中后期至清初及清末的时事小说和时事剧是这种传统的集中体现 ,不仅起到了知识、教化和娱乐的作用 ,而且具有了传播新闻的新功能 ,不同程度地具有新闻传播所要求的特征。时事小说与时事剧不仅在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 ,且是官方新闻传播系统的有力补充和极大的延伸。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浙江原额人丁考

清代浙江各州县原额人丁的来源是相当多样的,其早可溯及明中期的弘治、隆庆年,晚则落实于康熙前期.多数县份的原额人丁撷取万历时数,也有相当部分的州县因战乱或编审方法改变而在清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人丁原额,另有一些县份取明末天启、崇祯人丁之数作为原额.解读原额人丁,可以发现"人丁"概念在清初发生的微妙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清前期"人丁"的实质.     

《中国小说俗语大辞典》序

《中国小说俗语大辞典》序宁希元古代通俗卜说，起于宋人说话。入明以后，日益繁荣，长篇短制，皆有可观。几百年来，通俗小说之刊行，始终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己。直到今天，国内各出版社出版之图书，仍以通俗小说为多，可见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从文学史上看，宋元以来...     

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初至20年代,以社会和道德改良为重要主题;20至30年代,以武侠和言情分别表现了彼岸和此岸世界的浪漫情怀;30至40年代,大后方通俗小说汇入抗战文学主流,沦陷区则以“逃往自由”的心灵隐痛表现了对社会人性的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与新文学的双向互动中,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出现作了充分铺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翼。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清代广东的人口增长与流迁

清代,是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就广东而言,人口数量在清初增长较慢,乾隆中期以后陡然上升,超过了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清初耕地面积的消长,基本上与人口变动趋势成正比例。但乾隆中期以后,耕地面积只是缓慢地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不断加剧,广东的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人口流迁问题日益突出。一、人口激增与流民出现在清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广东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8世纪以后,政局比较稳定,清政权也采取一些安抚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词话"辨正

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词话"之命名应为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它是与"平话"相伴而生、从演说方式角度对当时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产物. "词话"并非仅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还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因而一些学者沿袭"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对明后期和清前期的"词话"相关文献进行解释,造成了多种误读. "词话"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