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吕柟《中庸》首章的诠释及其对朱子的批判

《中庸》首章涵盖儒家的本体、工夫和境界思想,乃全书之体要。吕柟不满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以"综合"为原则对《中庸》做出异于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在本体上秉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理气非二"的理气观;在工夫上主张以"慎独"统领存养与省察;在境界上以"致中和"为本。这三方面以浓缩一体的形式显豁出吕柟《中庸》学的形态和特质。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兼与二程"中庸"解之比较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既源自二程以"实学"诠释<中庸>,又形成于对二程后学追逐"未发"而求"中"的批评.正是这一实学思想,使得朱子在解读"中庸"时,能够在二程"中庸"解的基础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代替二程的"不偏之谓中",强调"已发"时的随时以处"中";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的"不易之谓庸",强调"无过不及"的"平常",把"中"与"庸"统一起来.这种解读既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又是对二程"中庸"解的发展.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中庸》的人生美学初探

《中庸》以"诚"、"礼"、"中庸"三个范畴展现了独特的人生美学路径。"诚"体现为一种不断求索的生命精神,又是人生审美的最高理想与境界;"礼"以合理的生活事实及规范的持久性,使个体的审美心态趋于中正平和,是审美发生的理性基础与必要准备。"诚"与"礼"的融合,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亦是由审美自律走向审美超越的过程,体现了"中庸"的审美特点。     

饶鲁《中庸》学的工夫论诠释及对朱子的突破

在批判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饶鲁对《中庸》工夫论做出了独到阐发。他精细辨析首章之"戒惧"、"慎独",以"事物既往、思虑未萌"析不睹不闻之义,辨不睹不闻与未睹未闻、独睹独闻之别,剖戒慎与恐惧之异,判事理与内心之离。提出中庸之道当以变化气质为功,坚持忠恕意义的单一性及忠、恕之别,从知行相因、体道之要角度对"三达德"作了精彩阐述。提出"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注重工夫之简易可行,显示出朱子学内部酝酿的某种心学倾向。其《中庸》工夫论的阐发不仅丰富了《中庸》学的诠释,且对朱子学有所突破,对宋元理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学管窥》《中庸管窥》考述

明嘉靖年问廖纪所撰<大学管窥>、<中庸管窥>2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孤本.廖纪依古本<大学>、<中庸>次序,采辑众说,由少壮至迟暮,日积月累,熟读精思40余载,疏解<大学>、<中庸>,其书浑融平正,自成一家之言.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良知精微之体的喻指与表达——王阳明与王龙溪对《中庸》要义的诠释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