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与叙事——新世纪先锋小说映照下的先锋反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在于对叙事成规的反叛,其沉寂也在于对叙事成规的背离。对于先锋文学的理解,多数批评者和作者都将语言的创新和陌生化作为其旗帜和标杆,忽略了先锋文学的外部指涉而沦落为文字的狂欢。20世纪先锋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断裂：启蒙的极具终极关怀的现实主义与唯美的自律的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新世纪先锋小说的出现正是对20世纪先锋小说的拨乱反正,是将先锋形式寓于故事内容整体后的统一,是先锋与叙事传统融会贯通后的“叙述平静”,是先锋意蕴的成熟。继续把握好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平衡,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继往开来的重任。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论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

表面上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力图更加借重文艺改造国民性,但在其小说中,医学话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核心命题。此中既有技术层面的形态,更有精神层次的再现实践。而且,鲁迅不仅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他本人在小说中也作了一些拯救的尝试,并指出这些疗救的艰难乃至无望。更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医学话语也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对冷热的辩证理解与对流试验。     

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的想象与重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及其阐释

动员、改造农民参加合作化是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表现的重心所在,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主要是从乡村政权与乡村伦理宗法秩序的重构乃至身体上的"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有着共性特征的情节模式将"动员"与"改造"这一国家话语形象有力地传达出来的。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予以梳理和挖掘,将有助于从多维的视角透视"改造"叙事背后所潜隐的政治文化蕴含。     

从“中间人物”看合作化小说的两难选择

在合作化运动中,态度鲜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是少数,大多是持观望态度的"中间人物"。合作化小说对"中间人物"既有批判,又有理解和同情,由此构成了合作化小说对"中间人物"态度的尴尬和两难。受特定的历史语境限制,当时的作家不可能对"中间人物"做出合情合理的反思和评价。今天重读合作化小说,我们理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中间人物"作出更深刻的反思。     

官场小说叙事问题透析

社会伦理秩序赋予每位小说家的伦理意识必定会影响到他的叙事,因此,小说叙事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伦理维度。近年,官场小说日趋繁荣,这体现了知识分子批判官场现实、呼唤民主清廉政治的伦理诉求,但应该警惕官场小说中过于精细与执著的权术描写、有意无意流露的官场宿命意识、符号化等叙事倾向,这可能会使官场小说滑入偏狭的叙事胡同。     

非叙事话语：《十二楼》“有我”叙事风格形成的关键

<十二楼>各篇小说中的非叙事话语在小说篇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非叙事话语的种类也非常齐全,李渔用这种叙事技巧在小说中或明或暗地写进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经验、喜好、选择以及人生向往和追求,这种叙事操作直接形成了小说"有我"的叙事风格.     

叙事话语中的事实求证

在再现事实的过程中，叙事的冲动会很自然地产生，对任何事实如何发生的任何言论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叙事形式。叙事观并非看不出虚假与错误，而是宽容了虚假与错误，它意识到如果不宽容它们，真实完整的事实就不可能得以真正的建立。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家族母题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叙事

本文以传统家族叙事为参照,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和叙事学相关理论,从叙事姿态、主题、场景和策略等几个方面论述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家族叙事的文化内涵和主体性话语特征,从而确证其创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修辞最常用的是比喻,这是因为比喻的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能很好地说服民众接受公有制的思想,改变顽固保守的宗法伦理观念。这样,就使比喻修辞紧紧围绕在“合作化”之道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具体表现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     

港台电视广告的后现代叙事话语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港台电视广告中后现代叙事话语业已形成。它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反讽与戏仿的特征,在叙事结构上出现了零散化与拼贴化的倾向,而话语的深层意义被削平,宏大意义被消解。     

女性书写的两种姿态——张爱玲、张洁女性小说叙事话语比较

张爱玲、张洁的小说创作虽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可她们又形成了迥异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从女作家惯用的徜徉在情感和思辨的"自序传"中撤离,避免以主观意愿对她的人物故事的干预,用细节叙事来强化客观写实;采用让情境话语和叙述话语巧妙相融合的叙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张看"叙事姿态.张洁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主观倾诉型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带有显明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创作意图对故事的制约性;其二,随时介入故事的叙述人声音;其三,富有主观情感的叙事话语.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爱"、"恨"满腔的张洁.这种迥异的创作风格,是由不同的教养、文化背景、人生立场,文学观念等原因造成的.     

作为反抗工具的性话语和欲望消费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第一,压抑与反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性话语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第二,性爱分离:作为反抗工具的性话语;第三,建构:作为消费意义上的欲望叙事.这种叙事策略的缺陷:过度张扬的欲望阻隔了建构新的日常生活价值观的途径.     

转型时期大学叙事小说的叙述声音与话语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思想文化由一元到多元,经济体制从计划过渡到市场。转型时期,众声喧哗的大学叙事小说汇聚了各种"思想"和"声音",并由此折射出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气候。这些大学叙事小说在叙述声音与话语方式上主要有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形式,分别彰显出反思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     

从叙事作为修辞来看叙事与小说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叙事本质的探讨 ,来展开对叙事与小说关系的论述 ,认为叙事虽然已经取得了广泛普遍的哲学意义 ,但是它最好的体现还是在小说文本中 ,叙事与小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由于叙事与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 ,使得叙事作为修辞成为了可能。     

从底层书写到性别话语——梅娘在东北沦陷区小说创作钩沉

通过聚焦与解读梅娘在东北沦陷区文坛上留下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还原出梅娘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创作的初期就彰显出来,并在随后保持交错演进,共生互渗的形态,协力传达出梅娘人文关怀、女性关怀的文学追求.     

试析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

本文从外在特征、内在结构以及整体风貌三个层面 ,逐一剖析了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指出“重复”与“对白”的叙事方式、淡化故事情节的抒情性叙事结构、冷静幽默的叙事风格是契诃夫叙事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