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实施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和参与民事行为,其中还存在野蛮行为和暴力违法违规行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目的有失偏颇.城市房屋拆迁立法中对公共利益定位不明,导致公共利益对合法私权的侵扰.物权法施行后,应按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旧法服从新法的原则来梳理、处理和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物权法已施行,亟须对有关城市房屋拆迁规范进行清理和修订.在有关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规范中,要体现:限制强制拆迁,规范政府职能,实施拆迁听证和完善司法救济等.物权法应将公共利益具体化.物权法对国家行使征收权的相关规定,不能彻底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物权法的实施,需要公法的整体配套.     

城市房屋拆迁中之公共利益判定

现代法治国家,城市房屋拆迁的发动必须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但公共利益的判定却有着诸多困惑和难点。因此需要多层面解析"公共利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以防止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肆意拆迁而侵犯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以协调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诸种利益冲突。     

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政策的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因拆迁而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被拆迁人自焚、当事人与政府对峙等极端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房屋拆迁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物权法》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制度的变革

在<物权法>颁布前,我国对于城镇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房屋的征收与拆迁的权限和程序尚无法律规定,适用的是国务院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物权法>实施后,该条例在拆迁原则、拆迁体制等问题上因与<物权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而面临停止执行的问题,从而可能导致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工作无法可依.为此,国务院应抓紧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面对"公共利益"界定上的争议,建议用列举法从宽列举公共利益,难以明确界定为公共利益的,可以通过公共利益程序界定机制进行界定.<物权法>实施后有权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国务院新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时,必须对被拆迁入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对非公共利益项目的拆迁补偿也要高度重视,并及时作出规范.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困境和出路的物权法审视

拆迁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行国家及地方拆迁规范存在诸多问题。一些规定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有问题,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我国的拆迁过程必须符合现代法治原则,要完善拆迁立法,规范行政行为。先补偿再拆迁当写进新条例,拆迁方必须征得被拆迁人同意,进行充分、合理的补偿后才能进行.     

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不断在全国发生,导致这种情况的,一方面是我们的立法不完善,对行政相对人保护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执法、司法瑕疵.本文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分析,提出保护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几点建议.     

浅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房屋拆迁补偿估价

随着城市建设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转移到以社会投资为主,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变化、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城市房屋拆迁实践的实际需要,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新<条例>).新<条例>对拆迁补偿与安置方面作了较大的调整,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原则和标准有重大突破.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利保护

拆迁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民生、民情、民意、民权与其息息相关。公民财产权利优先于公共行政权力,拆迁的核心问题,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尊重拆迁户的私人财产权,另一个就是合理补偿。实现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房屋财产权利的有效保障,不仅要排除违法拆迁、滥用公共利益、政府干预越位,而且必须给予行政听证和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     

城市房屋拆迁中程序正当性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典型的政府征收行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拆迁过程实质上是政府的拆迁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博弈,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没有强调正当程序对财产权的保护,导致了拆迁权的滥用.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如何从程序上规范拆迁成为文章分析的主要内容.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的应然思路——一个物权法的思考视角

我国城市土地物权制度的特殊结构决定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模式必然异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我国立法可以采取的三种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中,包含有四层复杂法律关系的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最适合我国国情。因此,我国未来城市房屋拆迁立法应以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为基础,并以协商型拆迁与折衷型拆迁模式为补充。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兼评《物权法(草案)》第49条

物权法是否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这在学界及整个社会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此,笔者认为既要反对否定论又要看到精确界定公共利益概念所面临的困难,应该对公共利益作相对合理的界定,同时在立法中应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和私权的救济措施,使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和谐共处。     

公共利益法律规定之辨——以《物权法》规定为中心

当前我国《物权法》虽规定出于社会公益需要可以征收私人财产,但并未列举公益需要的具体情形,从而引起学界极大的争议。这种规定的不足表现在:与宪法的关系不协调;忽视了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力;对当前我国的社会现状考虑还不够。对此,建议《物权法》采取纯粹列举式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同时作出一些例外情况的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基于《物权法》的若干思考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借助法学类型化研究工具,基于我国国情,探讨公共利益本质问题,提出在实体角度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同时,强调从程序上完善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虽然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以来为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需要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在程序和实体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工作需要,修改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后,不仅规定只有国家才具有征收主体资格,并应“先补偿,后搬迁”,而且从制度源头上理顺了城市发展的公共需求与公民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杜绝暴力拆迁”,进行公正合理的征收与补偿铺平了道路。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机制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城市房屋拆迁的目标定位应当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性。拆迁行为模式宜更多定性为政府行为,拆迁主体的选择,需要回归政府。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必须是以界定被拆迁人对于房屋与土地的产权归属为前提,拆迁补偿安置的定价机制,需要充分体现市场交易准则,相关的补偿安置制度安排需要从产权制度与市场机制出发来构建。     

论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户权益的保护

目前,由于拆迁安置资金不足,拆迁法制不规范,拆迁救助方式单一,广大被拆迁户的基本生活权、财产权、劳动保障权、知情权、司法救济权等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应通过健全法令制度、规范政府角色、出台优惠政策、建立公民广泛参与机制等途径保护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户的利益.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虽然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其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总体上看,该条例符合宪法上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的要求,并且比起老条例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我们不能把在拆迁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完全归因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社会整体法治环境的提升和政府行政作风的改善.     

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中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与《物权法》的实施

近年来,房屋拆迁问题及我国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调整缺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些房屋拆迁纠纷事件中,政府、开发商、法院、建筑公司、社会公众都卷入其中,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政治权力以及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矛盾纠缠错结,愈演愈烈,造成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本文旨在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现行拆迁制度的利弊得失,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的各自利益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对<物权法>制定之后相关法律调整下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在总结经验和法律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对策建议.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方法探讨

针对城市房屋拆迁估价的特殊性,本文分析了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在拆迁估价过程中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得出在拆迁估价过程中关键是要针对不同的拆迁房屋选用最能体现拆迁房地产价值的估价方法,使估价结果客观、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