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托好老庄”(《幽愤诗》),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臣源绝交一书》)但嵇康既没有象何晏、王弼等人那样去继承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把精神性的“无”看作世界的本原,也没有如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把物质性的“气”作为产生天地万物的基础。在嵇康看来,“何为其无有哉?”     

嵇康与山涛"绝交"新探——《与山巨源绝交书》再解读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考察嵇康与山涛关系变化的重要作品,学界以往认为该文出现之后二人即进入"绝交"状态的说法,忽视了历史上关于此文的争论,也未能很好地把握有关当时状况的某些史料,实为误读.联系现存的史料片段,从嵇山二人政治选择、私人关系、人格素质、思想倾向等方面综合解读<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发现,所谓"绝交"只是人们在对文本层累误读中关于二人关系形成的不恰当定位.二人人生选择不同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在个性气质与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从而展现了不同的人生趣旨,不能因人生选择不同来判断二人人格的高低,进而断定二人绝交.     

小松鼠啃树皮

吕安是嵇康的好友。嵇康家在山阳，吕安家在东平，可他们一旦想起对方，就立刻上车，不远千里，连夜赶路前去看望。 一次，吕安去看嵇康，正好嵇康出门去了，其兄嵇喜在家。嵇喜虽说做过大官，但对吕安也不敢怠慢，非常客气地请吕安进屋，吕安不肯，只在门上写了一个很大的繁体的“凤”字，而嵇喜居然不知吕安是在讽刺他是只凡鸟。     

嵇康被杀的原因和时间——与李剑国先生商榷

关于嵇康被杀的原因,史书所记,不外钟会、吕巽之谗,与山巨源绝交一书以及与吕安的关系。但关于被杀的年份,所记却大多含混。当代多数研究者认为嵇康死于景元四年(263)。对此,李剑国先生提出异议,认为嵇康的被杀当在景元五年,并且与钟会之谗并无直接关系。本文在对有关史料进行排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嵇康被杀的原因与时间,仍应以多数人的意见为近是。     

嵇康之死及其矛盾心理的发展

公元二六二年,在《广陵散》的杀伐声中,魏晋之交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嵇康血溅马市,魂归九泉。嵇康一向主张“绝智弃学”,离世脱俗,这样一个隐士为何会刑遭大辟呢?一有人认为:“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此语似有不妥.司马昭掌权以后,并非先要杀嵇康,反倒是山涛要举荐他作官.他拒绝后不久,方身陷囹圄,人头落地的。可见嵇康的送命,主要的并非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那么嵇康死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由《声无哀乐论》看嵇康对音乐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声无哀乐论》看似是专论音乐的文献,但它也反映了嵇康的政治思想。通过强调声音的"自然性",嵇康为音乐的独立性寻求到了依据。通过批判《乐记》所确立的乐论传统,嵇康揭示了"音乐政治一体"背后的政治隐秘。虽有老庄哲学作为背景,但嵇康绝非出世之人,他更是一个政治思想家。重新审视嵇康思想,对了解传统文人和政治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大帮助。     

从反社会控制角度诠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在司马氏统治之下的特定产物。“越名教”主要是通过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非毁圣人和经典来实现的;而“任自然”则旨在突显嵇康理论构建、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追求的价值取向。嵇康试图从理论上打破司马氏的思想钳制,摆脱其社会控制,实现一个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政治理想。     

关于陈独秀晚年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绝交

陈独秀晚年在抗战初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并最终绝交,他也从此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历史的选择无疑与他的思想路线和哲学立场密切相关,也与他个人的脾性气质、胸襟识度、独特的政治经历和复杂的政治心态以及受他不完整的历史经验深重影响的文化判断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嵇康父子两条路

为自己设计的路,要依时代而定。“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出身高贵．关系资源尤为丰富。他是曹操的侄孙女婿,嵇康时代,曹操虽死,但余威还在,循着这层关系去爬官,那是一张通行证。皈依体制,去过锦衣玉食的官宦生活,对于嵇康,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太容易亍。但是,嵇康采取了一种“反叛”的姿态,与其他名士一起发动了一场“不合作运动”。不但不当“公务员”．而且连“国营工厂”都不进,只是在洛阳郊外开个“铁匠铺”,当“个体户”。当“个体户”,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论嵇康的和声观

嵇康的和声观是《声无哀乐论》的核心。他从审美客体、主体及乐音本身来探讨和声问题,指出音乐的本质是“和”,它源自“自然之和”,人们在“自然之和”的基础上,运用“和比”的音乐手法创造了乐音和谐的组合规律,满足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音乐的根本在于具有平和人心的功能,音声的和谐在于音乐和人之间的相互愉悦。和谐音乐的最高境界是美善合一的“至和”与“太和”境界。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嵇康的飞翔诗篇

在魏末正始诗人嵇康留存至今的七十多首诗中,歌唱飞鸟的诗不仅在数量上引人注目,且在诗歌形象的完整性、丰富性方面,与他以前的同类诗相比也有划时代的提高。嵇康在飞翔诗中歌唱的飞鸟,全都是鸾、凤、焦朋等具有超越时间、空间飞翔神力的灵鸟和大鸟。这些灵鸟（大鸟）强劲蓬勃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了嵇康对庄子的飞翔哲学的形象化表现,也反映了他在老庄思想里获得了与宇宙自然之道一体化和毫无拘束的自律自足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内化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方式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     

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的伦理道德观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纪昀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他丰富复杂的伦理道德思想。纪昀一方面积极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对其弊端又大胆质疑和否定。这充分反映了在社会危机面前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封建士大夫的复杂思想。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

同处王朝易祚之际,狂者嵇康刚直峻烈、肆志纵心,终为残暴的司马氏所不容,慷慨赴义；狷者陶潜则毅然归隐、高蹈独善,于穷巷墟烟间饮酒赏菊,看似旷达超迈,但内心亦难摆脱深重的苦闷.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     

聊城文化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简

聊城文化中“孝”、“真”、“美”的元素,深深影响了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思亲爱国,表真情、说真话以及“惨淡经营”散文美的特点。从中我们既可看出地域文化与季羡林散文创作之勾联,也可了解其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的价值。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