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子》的再考辨与再评价

<正> 流传于世的《列子》,其真伪及成书年代,唐宋以来学者聚讼不休。近代学界渐趋向于认定该书是魏晋人所托。这个结论大致是不差的,只是须要补充说明,该书含有先秦古《列子》及秦汉的若干思想资料,而思想体系是属于魏晋时期的。多年来在《列子》研究上还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未能将《列子》放在魏晋哲学思潮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联系玄学的各种学派加以考察,因此不能具体地确定《列子》是哪一时期哪一派人物的作品。第二,有些学者虽然将《列子》作为玄学资料使用,但受“张湛伪造《列子》说”的影响,好象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时难以说清,便在使用时,或者不加区别地混而用之,或者撇开《列子》只谈论《列子注》。这种含糊     

左思练都再考

左思《三都赋》撰成时间是学界争论比较大的问题.通过考察左思开始撰写《三都赋》的时间、左思担任秘书郎的时间、陆机"覆酒瓮"之讥和左思访陆机咨吴事的时间、左思访张栽咨蜀事的时间、张华为《三都赋》扬誉的时间,以及卫权、张载等人为《三都赋》作序注的时间,最终确定《三都赋》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太康元年到太康末年,《三都赋》渐行于俗的时间是在太康末年到元康初期,《三都赋》名声大噪的时间是在元康中后期.而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疑案.     

再论傅山

根据《霜红龛集》,我曾经论述青主的学术思想,此后于《中国哲学》及《晋阳学刊》中又先后看到青主的未刊著作,颇富新义,故再论傅山。青主在明清之际诸大家中别具一格,他一扫北人质朴无华的本色,文采风流,无所不能,黎洲、船山为之逊色,亭林曾纳诸《广师篇》中。     

高明卒年再考辨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卒年,今存三说。宗典编《柯九思史料》,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都认为高明卒于约1380年。不知其所据。概以推测,故置匆论。湛之依据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所收《题<晨起>诗卷》一文,认为“高明是在明朝建立前九年的至正十九年(1359)逝世的”。此说一出,影响颇大,为游国思、王起等《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     

再论殷代农作施肥问题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篇》引汉《汜胜之书》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宋陈旉《农书》《粪田之宜》说,“用粪犹用药。”元王桢《农书》《粪壤篇》说,“惜粪如惜金。”“粪田胜如买田。”又说,“田     

《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

<正> 关于《易大传》的著作年代,近人认识不一。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我相信《说卦传》以下三篇应是秦以前的作品。但是,《彖》《象》《系辞》《文言》则不能出于秦前,大抵《彖》《系辞》《文言》的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象》在《彖》之后。”李镜池《周易探源》:“《彖传》与《象传》——其年代当在秦汉间;《系辞》与《文     

武威雷台墓主人再探

武威雷台墓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发观后,经过清理,定为东汉墓。详见《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简称《简报》,载《文物》1972年2期)、《武威雷台汉墓》(简称《汉墓》,载《考古学报》1974年2期)和《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简称《初探》,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再论龟兹的地方铸币

龟兹（今新疆库车地区）地处天山南部要冲,是古代西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地方铸币很有特色的地区。关于龟兹地方的铸币和流通,《北史》、《魏书》、新旧《唐书》、《大唐西域记》以及南宋的《泉志》、清代的《古泉汇》等史籍、钱谱虽有所记载和收...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本文接续对“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的讨论 ,认为即使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出确切的回答 ,但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起码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 ,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 ,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 ,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此外 ,还可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 ,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 ,“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许浑卒年再考辨

关于晚唐诗人许浑的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大中八年(公元854年)。近年董乃斌《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载《文史》第二十六期)和谭优学《许浑行年考》(载《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两文不谋而合地用许浑刺郢时所作的《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诗以证郑常侍乃郑宪,郑宪在大中十一年方由中书舍人出镇江西,据此将许浑卒年分别定为“大中十二年”和“大中十二年后”。     

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

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间,我曾写作《战国史事丛考》二十多篇,先后发表于当时上海的《东南日报》副刊《文史》和天津的《益世报》副刊《史苑》上。其中有《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一篇,根据黄以周《史越世家补并辨》(收入《儆季杂剧·史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断言越国灭亡予楚怀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306年,否定了《史记·越世家》楚威王“大败越”而“越以此散”之说。其实这个见解,并非首     

再谈刘勰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

<正>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写作的基本原则,在《序志》篇里刘勰有概括的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辨骚》篇与代表了他基本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同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把它放入后而的文体论中,足见他对这一篇的重视。刘勰为什么对这一篇特别重视呢?因为在《辨骚》篇中,他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以及整个《楚辞》的评价,表露了他的一个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对《楚辞》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     

再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驳姜纬堂先生的“再辨”

1983年7月,《文史》杂志发表姜纬堂先生《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本人期期以为不然,便作《论郑恩肖<心史>绝非伪托》(以下称“拙文”),寄《文史》,遭拒;改投《学术月刊》,获刊于1985年10月号。1987年4月,《学术月刊》又发表姜氏《再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答陈福康同志》(以下简称《再辨》)。编辑欢迎我再写文章。我当然赞佩《学术月刊》的做法。只是当时除了因忙以外,探为《再辨》的文风、学风而惊异,乃至竟     

审判委员会决定权再审视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权都有各自的规定。概括而言,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过本院审判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各类案件,审判委员会有权作出是否可以进行再审的决定（见《刑事诉讼...     

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

从《隋书·经籍志》相关史料的断句、荀勖新簿与郑默《中经》之关系、《北堂书钞》所引两处史料的正确解读、荀勖开创四部分类法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古今书目不录《中经》之原因等六个方面,就四部分类法的起源问题与董恩林先生《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一文进行深入的讨论,进而认为荀勖新簿是一部承袭《中经》所著录图书、又变更了《中经》分类体制的一部全新的目录著作,因此,四部分类法只能是起源于苟勖《晋中经簿》、而非郑默之《中经》。     

再谈“汉字魔码”

汉语文“21×7”区域或魔区是一个正在开发的方面,并有6个发明专利:88101365.x、89102307.0、91108033.3、92104963、93104459.6、93121589.7。已开发出输入法《你我他电脑换笔法》,它包括《你我码》、《少年码》、《青年码》、《换笔码》。 《你我他电脑换笔法》的特点有:     

再论中西古典学

1993年我们在《世界史研究动态》第十期和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a》第七期发表了《论中西古典学》(THE STUDY OF CLASSTCS IN CHINA AND THE WEST)一文,结语提及“中西古典学必须重新研究,本文是再一次尝试.     

文学再创作的启示

第一次把铜雀台与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的是晚唐诗人杜牧笔下的《赤壁》,它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文学的再创作。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纶、毛宗岗改编的《三国演义》里的“智说（激）周瑜”,就是文学再创作的不断升华;而且小说中人诸葛亮的蛊惑煽动与添枝加叶地背诵《铜雀台赋》,还是在杜牧文学再创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小说与...     

再论法定经营权

关于国营企业制度的改革(下简称改革),我在1988年发表过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改革思路应为“对大型和有关国计民生的中型国营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将其余国营企业包租卖转使之成为集体所有制法人。”(《也论法人所有制》《中青年经济论坛》1988年第4期),二是对两权分离作了新的解释:“两权分离是所有者经营者主体及其职能的分离,不是所有权派生出经营权。”(《论所有权能的单一性》《广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因此,“国营企业经营权是而且必须是一种独立的法定经营权”(《论法定经营权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