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实证研究综述

从股权结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是近年来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关于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流通性上,研究表明我国非流通股偏好现金股利,而流通股偏好股票股利。国外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支付水平负相关,而我国则相反。关于股权制衡度与股利政策的研究表明,在欧洲,多个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抑制内部股东对外部股东的掠夺,股利支付率较高;而在亚洲,多个大股东则会合谋掠夺外部股东,支付较低股利甚至不支付股利。在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低,制衡作用有限,且倾向于依附第一大股东或与其联盟,利用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分析

要形成一定水平的公司治理绩效,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并且应在大股东之间较为均衡的分布股权,以形成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这种具有一定制衡、又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合理选择.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以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5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分析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各银行经营绩效的综合指标,建立回归模型,从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三方面对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正发生积极变化,这与中国正在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谋而合;从股权属性看,国家持股比例、境内非国有法人股、境外法人股和流通股均与经营绩效呈弱正相关关系;股权过度集中不利于经营绩效的提升,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越大,经营绩效越差。因此,应从多元化法人投资主体,完善股权集中、制衡度,改善制度环境三个方面优化上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     

我国基础建设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实证分析

根据2007—201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的所有基础建设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关于内部控制股权结构情况,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基础建设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集中度、董事会结构等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基础建设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股权结构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股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及董事会结构不健全等。从政府、法律、公司等角度进行原因分析,对机构投资者、公司自身、国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期完善我国基础建设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本文在世界范围内选取了392家商业银行,从所属地区和金融体系对其股权结构分析,得出的结论从股权分散与集中的角度来看与以往的相似,而从最大股东的性质来看却是公司控股占据主导地位。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敏感度和股权结构

文章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高管薪酬如何受到盈余管理后的盈余影响,发现公司普遍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投资收益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研究了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和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非国有控股、股权分散的公司。说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没有治理作用。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股权结构的差异形成了股权分散、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治理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以及股权集中、主要依靠大股东内部治理的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就成熟市场经济而言,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两种股权结构及其公司治理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公司治理模式尚存在不少缺陷。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应当构建股权适度集中的公司治理模式。     

中国石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析

中国石油作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具有股权过度集中、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机构股东欠缺等不合理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股东治理权的行使受到阻碍,为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设置了壁垒,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中国石油走向国际、提高竞争力,应改善石油上市公司不合理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股权结构的差异形成了股权分散、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治理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以及股权集中、主要依靠大股东内部治理的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就成熟市场经济而言，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两种股权结构及其公司治理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公司治理模式尚存在不少缺陷。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应当构楚股权适度集中的公司治理模式。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探析

文章主要探讨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从股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以及大股东身份的角度分析股权结构差异与公司治理方式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文章根据我国股权结构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的政策建议。     

论干股

干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表现形式,是知识经济社会中股份制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的剩余索取权,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我国法律尚无关于干股的规定,这不利于干股的应用和干股股东权益的保护,需要加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干股的法律实现方式是直接规定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不计入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并确定出资份额,干股股东凭出资份额享有股东权;股份有限公司干股的实现方式采用公司利润购买股份送给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形式。     

试论目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劳动股权设置

在目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设置劳动股权,具有体制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劳动股权的概念界定为职工过去或未来劳动资源积累的资本化、股份化,目前设置方式主要有按劳动时间计量设置、劳动要素对生产过程贡献设置、对未来劳动资源初始化设置等三种选择方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进行股权化制度安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公司控制权是一项有价值的资产,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对促进社会福利增加、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控制权争夺主要指它的内容、方式及其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特别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影响。为充分发挥控制权市场的积极作用,我国必须做好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规范职业经理人市场、完善相关法规等方面的工作。     

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股权

股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法中的物权和债权且与公司财产所有权相伴而生的独立的权利。在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革的过程中,股权的正确认定可为经营权重新定性,为公司法人所有权在理论上铺平道路。这是股权最大的价值所在。此外,股权对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为投资者获得收益提供一些理想途径。最后,股权的扩大化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组织效率,强化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生育权的私权化

生育权在其产生之初,是为了防御国家对公民私生活不适当的干预.而本文以为仅仅将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权保护是不够的,于是提出了"生育权私权化"的命题.即应将生育权确立为一种私权(民事权利),适用于私人之间.并且在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情况下,建立生育权的民事保护体系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     

管理要素分配与股权激励探索

近几年来 ,我国对国有企业管理要素分配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 ,目前正在国企中推行的股权激励方式 ,不仅成为解决经营管理者激励机制的一个兴奋点 ,而且成为寻求经营管理约束机制的方向之一。要科学有效地实施股权激励方式 ,应加快产权制度改革 ;规范法人治理机构 ;健全经营管理者市场化选择机制 ;完善股票发行和市场运行机制     

我国应允许概括目的下的股份回购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扩张了股份回购的适用范围,为职工持股的操作与反对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行使提供了便利。但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立法相比,我国现行立法对股份回购适用范围的规定仍过于保守,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应进一步放宽。在增加规定概括目的下的股份回购情形时,为防止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应同时配套规定财源、数量、处分等方面限制的制度。允许概括目的下的股份回购,仍有必要保留原有的特定目的下回购情形的立法。     

民法中的水权制度

我国水权制度的特点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对水资源的所有权 ,其他自然人和法人行使对水资源的利用权 ,于是水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双重属性 ,在地区间相邻用水关系中 ,各地方政府作为民事主体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代表各自所在地的地方利益。本文强调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观念 ,即将水资源视为土地的孳息 ,对土地的所有权中含有对地上及地下水资源的所有权 ;对土地享有利用权者也有权取得对水资源的利用权。因此 ,我国的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地役权 ,在水资源的利用中 ,主要表现为水资源使用权人之间的相邻权关系和地役权关系。     

论公司权利结构

公司权利结构是公司法理论的根基,本文从评析我国学者关于公司权利结构的观点入手,对公司权利结构进行了法理分析.指出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的分离是公司真正享有法人人格的根本保障,联系两者的纽带便是股权;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相结合便形成了公司权利结构,并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前提.作者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公司法人财产权和股权性质问题,并就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实践中的公司权利结构问题作了有益的思考.     

寻租理论下的私权与公权

寻租理论是一种利用租金投入对资源配置进行再分配的经济分析模型,运用这一分析模型可以对法律资源中的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合理配置进行有效的经济解释.私权与公权的均衡状态需要两者不断地利用现存的非均衡的制度状况进行寻租活动以求获得利益,使资源配置向有利自身的方向倾斜,最终结果是权利资源和权力资源在相互转化中得到重新配置.在我国,由于法律制度资源配置不合理,公权强势于私权,从而导致大量的制度性租金产生.因此,只有确立私权利的优先位置,才能使过剩的公共权利资源向私权利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