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

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的文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文化思考的文学文本,二是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即民族志文本;二者共同指向对湘西及现代都市的文化思考,两类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沈从文民族志书写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其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相对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与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结合,这是沈从文在表达活动中自觉地进行文体实验的必然结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民族志特征与民族志写作中的诗学特征的结合是沈从文文化思想、审美思想与艺术思想及其表达在中国现代独立特行的重要原因。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沈从文本土文化阐释视域的人类学分析

沈从文上海创作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从文自传》与“边城”的意义

“边城”写作不仅描绘出被现代都市生活放逐的湘西一隅,更为出色的是,它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鸣奏出沈从文这位现代中国作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相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的“边城”写作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着怎样的事情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仍然让现代人神往。作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征,“边城”写作使我们在其中体会丰富多样的人性同时,也不能不反思现代社会一体化构想的缺欠,以及在现实理性所解释的范围之外,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关于人性尚有待发掘和添补的表现空间。     

走向新的起点：沈从文的四十年代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创作呈现出新的探索姿态，他试图超越以往乡村与都市的固有价值体系，而寻求一种建立在两者结合基础上的人性形式，它包括主体性人格的构建、在文学的功利与无功利之间寻找平衡并建立起新的生命信仰等几方面内容。这一价值追求是在传统的转型与现代的反思之间展开，它既蕴涵着古老民族传统的优秀内核，同时也体现出现代性品格。     

泊者的梦寻：解读《开花的女人》

《开花的女人》是一部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诗集,这场悲壮的“诗歌行动”的背后,体现了一个现代女性泊者的苦难梦寻。在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里,有着对童年的回望;有着直面城市醉生梦死的清醒;有着对爱深重的期盼;有着对自我强烈的迷恋。其最大魅力在于回望与向往、刚正与柔情的交汇,关于爱的咏叹具有一种让人颤栗的美感;在对童年、城市、个人命运和生存困境的艺术反思中,彰显出了一个现代泊者的心理深度。     

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

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创作中常见的节目。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创作的主体走向上,沈从文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只有全面理解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才能对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上）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下）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设计艺术学学术史上的沈从文

作为20世纪中国设计艺术学研究历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沈从文的后半生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研究的背后固然有时局环境变化的外部原因,也是遵循了他一生对实用美术情有独钟的“内在理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沈从文从“工艺”到文化的视野的拓展、“小心求证”和“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与相关成果,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比同时期的实用美术研究更为自觉和深化,相对于此前实用美术内部研究的空疏学风具有一种范式转换的意义。沈从文在物质文化领域内的相关研究间接影响到了1980年代以来设计艺术学中的若干分支学科的建设,是中国现代设计艺术学学科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理解沈从文——也谈沈从文改行

沈从文改行,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25年左右,从事文物考古却有40年左右。如何估价后40年,也是沈从文研究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应该承认,沈从文必有政治的原因,同时,其个人的兴趣爱好因素、“人弃我取”的择业思想,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否则将难以正确估价沈从文后40年的工作和人生道路。     

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女性观研究——兼与鲁迅、胡适女性观之比较

沈从文女性观既与鲁迅女性观存在着异同浅深之处,也同胡适女性观有着亲疏远近之趣.总体比较而言,沈从文则更多从人性论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我国女性问题.其女性观既反映了封建习俗对乡下女子生命情欲的残酷扼杀,又揭示出现代都市女性的精神空虚;既主张女性思想解放和独立自主,又深受男权思想意识浸染而轻视女性人格,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而矛盾...     

论沈从文戏剧中的谐趣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在他刚刚踏上文坛之时创作了一些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由于创作的时间早,在沈从文整个的文学创作史上所占的比重又很小,因而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在事实上这些戏剧却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存在着,不容忽视。我们可以从谐趣呈现的策略,谐趣中的理趣,谐趣产生的原因三个方面来探讨沈从文戏剧中的谐趣的审美意味。     

论文体分类及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评说

朱广贤先生提出的“两门——八类——多体”的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是比较科学的文体分类法，理当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一分类法弘扬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于现当代文体研究的偏蔽无疑是个有力的冲击，亦可纠正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中文体分类的混乱状况，有利于现代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朱广贤先生有关“文学作品门”和“实用文章门”本质、特征的论断，别开生面，但有语焉不详之憾，有些论断也未必尽然，因此彰显其说之真、弥补其说之不足，使之臻于完善，实属必要。     

沈从文小说中的雾意象

雾是沈从文小说中一个显著意象,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如晨起与夜暮的时间流转、水光与天色的辉映变幻、孤独与忧愁的情绪蕴含,以及对于隔阂、生死、家国未来的象征等等。雾气缭绕的湘西给了沈从文创作雾意象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让他攫取到了雾意象之美,而雾意象也符合沈从文的创作偏好,是其写作过程中的主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