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论《野草》的语言美——《〈野草〉研究》之一章

读过《野草》,人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部散文诗集的语言写得很美。远在二十年代末,鲁迅曾同冯雪峰多次谈及《野草》和《彷徨》艺术美的特质。冯雪峰后来这样回忆说: 而据我看来,《野草》和《彷徨》,作为艺术品看,鲁迅先生自己是很爱的。事实上,除去艺术的高度优美性之外,如《野草》,其中不少篇仍都是思想健康的、战斗的作品,……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鲁迅先生自己也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所以,当谈到《野草》,他自己几次地说他“现在,不会再写那样的东西了”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句话有两种意味,好像他为自己不能再写那样的作品而感到可惜,但同时又分明是宣告他以后不再写那样的作品了。这里姑且不谈鲁迅对于《野草》思想内容看法变化的痕迹。就艺术方面来说,鲁迅显然是十分珍爱这部散文诗集的。他“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甚至为不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而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鲁迅佚文吗?——与王得后同志商榷

读了王得后同志的《〈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为鲁迅佚文质疑》(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后,我们费了不小的劲也没有弄清楚作者的观点,好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不是鲁迅佚文。既然不是鲁迅佚文,那么是谁写的呢?在他排除了鲁迅之后,大概只剩下了两种可能性:1.是周建人同志写的;2.是鲁迅和周建人以外的第三者写的。那么王同志认为是这两种可能性的哪一种呢?我们反复读了他的文章,最后仍然没有找到一句直截了当的回答。     

谈《雷雨》里“漏掉的好汉”

《雷雨》的作者、剧作家曹禺曾说:“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人物漏掉。《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里的一名好汉。我几乎总不能明显地添上这个人,于是导演们也仿佛忘掉他。我看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觉得台上很寂寞的,只有几个人能跳进跳出,中间缺了一点生命,我想大概因为那叫做《雷雨》的好汉没有出场,演出的人们无心中也把他漏掉。”这话明白而含蓄,严格而谦逊。值得探究。     

鲁迅小说艺术与鲁迅杂文艺术之比较

鲁迅是我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从他的《故乡》发表后;逐渐形成了乡土文学派。自然,他的小说表现了浓郁的乡土色彩。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写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都是故乡绍兴一带村庄与小镇的化名;写的风物,也是江浙一带的水乡景观。     

两篇《狂人日记》之比较

在中外文学史上,很少有同名的作品,这是因为已经有了的书名,如果再去沿用,难免会引起一些误解。鲁迅不避这样的嫌疑,他在果戈理写出了《狂人日记》八十多年之后,自己也写了一篇《狂人日记》。无疑,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某些方面是受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影响,在题材、体裁、结构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这些相同或相似,一点也掩盖不了鲁迅的创新精神和独具的思想光芒。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就曾十分客观地指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警惕阅读陷阱--读《鲁迅会见休士及其被诬事件》

休士(Langston Hughes)是一位美国黑人诗人、小说家,1933年7月访问上海之前出版过诗集《犹太人的好衣服》《梦乡人》,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他反对种族歧视,同情民间疾苦,在文学形式上也不断创新。听说他自称见过鲁迅,但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均没有直接反映。1933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2号在“批评”专栏刊登了“伍实”撰写的《休士在中国》一文,暗讽鲁迅、梅兰芳看不起黑人,因此没有像招待萧伯纳那样招待休士,也没有出席《文学》社、《现代》杂志社和《中外新闻》社为休士举办的招待会。为此,鲁迅在盛怒之下撰写了《给文学社信》,刊登…     

鲁迅拟写未写的小说和杂文

鲁迅拟写未写的小说和杂文王尔龄鲁迅拟写而未写的作品，在他的同时代人如许寿裳、孙伏园诸家的回忆里有过一些叙述，特别是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①中所记更多，《羊城晚报》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刊登的《鲁迅先生未能实现的写作计划》（署名仁庆），...     

鲁迅悼范爱农诗考释

鲁迅悼范爱农诗考释李绍华，魏正书１９２６年１１月，鲁迅为追怀故友范爱农曾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范爱农》。文中写道：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     

论《示众》——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周树人之会成为鲁迅,是发端于他在仙台医专的教室里看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示众”:那幻灯上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体格是如此强健壮实,而精神又是多么麻木愚钝,这给了他以莫大的刺激,而这莫大的刺激又给他带来了年青时候的“好梦”:“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种为救国救民而抉择道路的崇高愿望,终于使本应成为医学博士的周树人成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这个促使他奋袂而起,弃医习文的场景是如此深烙在鲁迅的心灵之上,以致他的作品中“示众”也成为反复出现的生活画面。在小说《药》和《阿 Q 正传》中写过“示众”;在杂文《铲共大观》中也写过“示众”,但这几个“示众”场面都是刑场斩决。被示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再议

本文认为 ,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 ,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没有将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对立起来。《阿Q正传》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 ,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这和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 ,写阿Q革命是为了否定阿Q的革命 ;他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 ,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 ,比赵太爷还坏。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他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 ,对一切革命的否定 ,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 ,把一切罪恶归之于阿Q ,那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重读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深刻、动人的律诗,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写给“知友”、现代作家郁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的。此诗问世已经四十余年了,但是,人们并未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一九三八年郁达夫《回忆鲁迅》,曾对诗意作过一点简要的说明: “后来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他从五代史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     

创作就是关注现实——论鲁迅《故事新编》的特色

仅仅从开拓新的艺术领域、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看,鲁迅也是现代文坛上第一位伟大的拓荒者。继《呐喊》、《彷徨》之后,他又奉献给二、三十年代文坛八篇取材于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但却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历史小说,对这独树一帜的艺术珍品的诞生,是不能只以“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深入生活的实际可能”,因而只能向历史去索要题材来加以解释的。鲁迅从不顾忌艺术之宫的麻烦和禁令,不先考虑历史小说的定义和规格,再去写这八篇《故事新编》。相反,作为一位伟大的先驱,他在艺术领域的许多方面,必然表现出拓荒创造的精神,《故事新编》就是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浅探鲁迅中断小说创作的原因

不少人对鲁迅中断小说创作大惑不解,曾以各种方式加以劝诫;然而历史事实证明,鲁迅未能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对此,鲁迅不无感慨地说:“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1933年3月)鲁迅自己把中断小说创作的原因归结为:一、生活变化,二、思想发展,三、新的文学潮流,四、不能     

鲁迅微型小说刍议

鲁迅对我国古代小说作过深刻的研究,写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有独特的卓见,指出:“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溶中西艺术为一炉,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艺术瑰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把《隋志》、《旧唐书》等属于史部的杂史也归入到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