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危害评价的一般观念与特殊需要

在以保护法益为核心的刑法体系中,突发的、功利的特殊需要始终伴随着普适价值观的历史传承与理智选择。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价值冲突和博弈,不仅反复证实基本价值及规则的超时空存在,且应个别性需要所创制的具体规则随社会新常态形成而定型并成为新的技术定理即"信条",立法与司法犯罪圈亦随之在报应与预防双向选择中或扩或缩。正是存在特殊需要与一般观念互相转换的可能,为恪守"信条"而不悖于价值,因时而变而不致牺牲正义,为在国家、社会与个人观念冲突中寻求利益契合点获得正和博弈的均衡,须从动态认知和细致辨析各方利益及互动入手展开犯罪危害评价。     

也论“知识即美德”——用复杂视域中的知识观重新解读苏格拉底的伦理命题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以善的知识来统合道德与知识之间的鸿沟.但这一命题引发后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的诸多争议,凸显出知识的不同含义.在复杂视域中,"知识即美德"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个人首先从生活体验中获得个人知识,经过与人对话、与己对话或主体间相互交往与反思,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也就是普遍的道德知识、道德准则.而普遍的道德知识要保证行为、影响性格,就必须与个人的信仰、识见、经验、生活、情感、态度等相结合,重新变为能动的、"鲜活"的个人知识,这样知与行、智慧与美德之间的鸿沟就契合了.     

马克思“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探析

马克思"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是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观念和分析社会形态变更的重要依据,它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和基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或生产方式相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发现:私人特质与社会特质、市民与公民、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构成"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基本矛盾;而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则是这些矛盾的实质所在。通过对"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的深思,马克思完成了唯物史观的伟大创造。     

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个人主体性——以程序利益与程序主体的关系为视角

国家主体型、国家—个人主体型和个人主体型三种不同类型的程序主体性,反应了诉讼程序从国家控制到个体的人的自由的发展趋势。现代诉讼程序强调程序主体的个人主体性,个体的人应当成为程序独立的自主、自在性主体,这就需要其在诉讼程序中具有独立的属己利益支撑。民事诉讼程序应当淡化国家色彩,以个人的程序利益保障为基点,实现个人的独立性程序地位,进而使民事诉讼程序获得真正的独立性。     

中国话语与中国情感——兼及当下先锋诗歌创作的问题与思考

中国话语是一种直接再现了中国民族真实的当下经验、反映着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生命需要的"诗家语";而中国情感则是在这种现代性的"诗家语"形式下所涵盖的内容,它指称的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有着本质不同的现代性经验。只有一种特殊的"中国话语",才能使内涵特殊的"中国情感"出场,只有以真正的"中国情感"为对象,"中国话语"才可以从"鹦鹉学舌"的叙事困境中解脱出来。现代百年中国诗歌生产观念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严重偏离了传统话语方式与传统思想情感方式。一个中国诗人最应该做的,一方面在生活中努力发掘纯粹的中国经验,引领读者发现他们真实的存在与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纯粹的中国话语书写,努力培育读者对中国诗歌的感受与判断力。在汉民族经验被普遍遮蔽的当代语境中,真正的先锋诗人应该有能力以一种地道的"中国话语"使纯粹的"中国情感"再现于现实世界之中。这是他们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应该承担的使命。     

论当代战争小说冲突的构成及艺术处理

当代战争小说表现战争生活中人与人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是其原则,个别作品虽有出入但从未丧失民族的底线,这是由民族观念所决定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南线战争小说处理革命、国家与个人三者利益时,虽也遵循上述普遍原则,但已开始思考其悲剧性内涵。这是战争小说表现这类冲突的新质,预示出战争小说的新趋向。在处理方式上,"联系比衬"与"人物聚焦"是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处理战争环境下人与人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     

马克思人民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思想——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

马克思突破了原子式个体和国家伦理实体两极对立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从现实的、具有社会特质的个人出发,提出了人民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思想.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立宪君主制的国家观,揭露了黑格尔通过国家伦理实体规范个人、实现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统一观点的抽象思辨性,并同主张通过抽象个体间的契约形成"公意"的国家观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把民主制作为同国家的人民基础相契合的制度,主张建构人民性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有机统一的国家体系,以便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劳动和享受分离的问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重视国家解决社会利益矛盾效能的观点、把建构人民主体性的国家作为实现人民自由的重要途径的思想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共同体伦理的嬗变: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

在古希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创的个体融入城邦的理想城邦政治理论标志着黑格尔与马克思所钟情的共同体伦理生活的发轫。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国家伦理生活的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目的是在调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在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绝对共同体。     

马克思关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认为,需要和个人利益是人的全部活动的最终动力和内在根据,而集体利益对个人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私有制条件下,虚幻的集体处处以公共利益、 全民利益自居, 实际上维护 的是统治者的特殊利益, 而与公民的普遍个人利益相矛盾。 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自由人联合体, 是代表公民个人利益的真实的集体, 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