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乐”观在汉、韩、日语中的体现

儒家的“礼乐”观是社会关系的指南：“通过端庄的举止与宇宙和同胞生活在和谐之中”。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平衡与和谐。许多亚洲国家对“交际”一词下的定义强调和谐，尤其是在有儒家传统的文化中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对人际交往有五方面的影响，而对语言也有种种影响。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话、韩国人对敬语的使用、日本人用含蓄、委婉、模糊曲折的言语等风格，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论李白诗学观的儒道兼融特色

李白的诗学观具有儒道兼融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张诗要保持“雅正”传统,反对专事雕琢的形式主义文风;二是主张诗贵“清真”,提倡“清新、自然”的诗风,反对因循模拟：三是崇尚“逸兴”、“壮飞”的浪漫风格,追求诗歌艺术表现的闳阔境界;四是提倡“文质并重”,肯定魏晋以来诗歌表现美学的重大成就。     

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从“太极”观看王岱舆的回族文化认同

王岱舆对“太极”的看法有三:一是认为,真主乃“太极”之主;二是认为,“太极”生有形天地万物;三是认为,“太极”与“人极”具有相通性.王岱舆的太极观是他融合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他的这种融合也体现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认同,即从宇宙观或世界观的方面看体现了回族对伊斯兰文化的固有认同.从其所运用的概念范畴等看,体现了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认同.     

试析荀子“合群体”思想的理论建构路径

在先秦儒家学者中,荀子最为明确地提出了其群体观：“人生不能无群”且“人能群”。荀子“合群体”思想所探讨之“群”是相对于孤独的个体而言,指由人结合成的、有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有秩序有规模的群体。具体而言,荀子之“群”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群”由人结合而成,普遍的作为类的人具有能结成群体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二、“群”有领导者、组织者、管理者,即作为统治者的君上、圣王,能够利用人所具有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以及外在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人类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秩序有规范的群体;三、荀子所要建构的群体是一个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职,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的“和一”的群体。这三个方面亦构成荀子“合群体”思想的理论建构路径。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析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现代意义

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质上体现在与人的本质、与自然界、与自然科学三者的关系中。当代中国正是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为基础进行着社会实践,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实践。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应该树立正确的社会观、自然观和科学观,和谐应该体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界、人与自然科学的和谐关系上。     

京族传统海洋文化的“和谐”价值观及其逻辑理路

“和谐”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活经验的历史沉淀,京族传统海洋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和谐”价值观。这种“和谐”价值观体现在京族与自然（海洋）的和谐、京族社会的和谐以及京族人民精神（心灵）的和谐之中。京族传统海洋文化涵养“和谐”价值观的逻辑理路体现为：京族海洋物质生产生活中的和谐因经验而被理解,从而形成“人-海”和谐“、人-人”和谐;京族海洋精神文化中的和谐因信仰而得到传播,这种信仰广泛包含在京族的语言文学和美学艺术中;京族海洋制度文化中的和谐因习惯而践行,从而具有持久而深沉的生命力。京族传统海洋文化涵养“和谐”价值观的逻辑理路给我们带来以下启示：其一,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突出和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其二,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属性;其三,要深挖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制度生活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其四,要借鉴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与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汉代司法思想史研究的两个侧面——《淮南子》与《汉书·刑法志》中的司法思想初探

《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该书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汉书·刑法志》既宣扬了一种“仁道”司法观,也宣扬了一种“中道”司法观.“仁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以仁爱宽和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并将“仁道成”即仁道价值的实现作为司法进步的方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人道精神.“中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努力追求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政权的稳定.班固还提出了“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崇尚“中道”的司法价值观.     

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产权是财产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排他性、归属性的关系和权利,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经济权利.产权由所有制决定,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范畴.     

试论邓小平民主发展观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村民自治是邓小平民主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作为邓小平经济民主观伟大实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兴起的原始动因;以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政治民主观构成了村民自治的思想根源与内涵;以坚持党的领导和法制化的思想为核心的邓小平民主保证观为村民自治指明了方向.     

元整体观视野下躯体化本土成因探析

元整体的身体观是中国人对身体的基本认识,它强调在身体本原性和精神衍生性的基础上,又与其他个体、社会、自然联系在一起.个体可以通过这种无所不含的身体感知和体验他人、社会甚至天地,同时也能用身体表达对人与事物的感受.元整体身体观还塑造了“形神共治”的诊疗观与“情境指向”的行为心理模式.“形神共治”的诊疗观形成了精神能跟随身体一起治愈的观点,“情境指向”强调身体的共生性与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弱化自我感受,导致心理不适只能从关系或躯体上找原因.种种原因表明躯体化是中国人正常的表达方式,不应该被看成一种疾病.     

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

通常认为,中国的分家即是家庭整体的彻底破裂,犹如细胞分裂一样。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中国的分家制度中,作为经济的家是分了,但作为文化的家是永远分不开的。分家实际上是分中有继也有合。“继”一则表现为“继人”,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一则表现为继宗祧,即对祖先的祭祀义务。“合”则指本家与分家、分家与分家之间的种种文化上的约定。这样,在家庭层次上的分与家族层次上的合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分,出自农民的现实生活需要;合,则是儒学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有联系的分离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和谐示范矿区

“构建和谐矿区”作为大庆油田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本质要求。在建设和谐示范矿区工作中,必须要通过提高矿区规划建设水平、提高综合服务水平、提高集约化发展水平、提高创收创效能力,来落实和体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必须把依靠人作为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根本原则、把为了人作为根本目的,以此来落实和体现“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处理好员工群众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管理服务与成本效益的关系,处理好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以此来落实和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个基本要求;在加强硬件的同时注重软件建设,在实现局部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体发展,在推进当前发展的同时注重长远发展,以此来落实和体现“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     

唯真、唯美与唯善———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简

李建军是中国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批评家和小说理论家。作为一个批评家,其文学批评是一种以真善美为标准和旨归的批评;具有“判断与事实”和谐统一、“激情与理性”和谐统一、“朴实”而又富有“诗意”、说“真话”与“人话”等特点。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李建军的主体因素、俄罗斯文学、布斯、巴赫金等人的相关理论或观点、英美新批评理论、鲁迅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要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当代文学批评界“一塌糊涂,提不起来”的格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

家庭结构的维系和变动受到三种行为的影响:一是分家、分爨行为,一是生育行为(生子数量),一是迁移流动行为.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社会,分家、分爨是家庭结构变动的核心推动力量.分家、分爨这一行为又受到家庭制度、经济、社会和人口四类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对家庭的"分"、"合"作用有所不同.在中国则有三个重要不同时期:一是传统私有制时期,家长控制家庭经济,家庭成员以家庭就业为主,分家受到抑制;二是集体经济时期,土地成为集体财产,家长权力缩小,分家变得相对容易;三是集体经济解体后的当代,家庭成员的非农流动成为趋向,子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大于亲代,分家成为子代所主导的行为.     

从恭城孔庙和程阳风雨桥看儒侗和谐审美观的差异

从整体上说,古代的审美理想就是和谐,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上所产生的和谐审美观又是不尽相同的。本文试从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建筑恭城孔庙与侗族文化的代表性建筑程阳风雨桥所体现的和谐美进行比较,阐述儒家的和谐观是以“礼”求“和”的“中和”而侗族的和谐观是平等协同的“协和”的观点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论空间财产及其产权的商品性——“空间财权”在探

一、空间财产的使用价值人们之所以要占据和占有空间财产,获得其产权,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当其空间尚为自在之物时,它就天然存在着可供人们使用的功能,所以人们才去利用它、开发它.而当空间财产成为商品时,这种人为的使用功能就又转化为空间财产的商品使用价值.1,容纳功能.空间财产的使用价值,主要是它固有的容纳功能.在常人的意识中,空无一物,是没有用处的.而空间财产的使用价值,正是在于它的“空”和“无”.中国老子著的《道德经》中有一段话:“ 户(门)牖(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人们使用其它财产,是要其功能释发于外,是“有之以为利”（?） 而使用空间财产,则是要使自身和所占有的财产置于其间,或往返其间,是“无之以为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的体现

和谐观与人类美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美在和谐”成为中西美学思想产生的第一个命题。和谐作为一种秩序原理和关系范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美学史上人们把社会和谐与个人全面自由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的体现。     

村委会组织法修改:问题探讨和立法建议

从理想考虑,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也许应当本着“可改可不改的,改”的精神进行;从现实而言,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很可能是按照“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的原则进行。在同一法律甚至同一法律条款中,用“村民委员会”概念同时指称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很容易使人产生混乱和误解,有鉴于此,应采用与村民自治事务日常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有区别的“建制村”的概念。建制村设立的原则不仅应便于群众自治,而且应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既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工作。为防止或纠正乡级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有必要为受到侵害的村民自治权利提供立法机关救济、行政机关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明确规定乡级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在规定村委会选举的有关问题时,使用“有选举权的村民”这个概念并不十分妥当,因为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不完全等同于有选民资格的村民或选民,所以“有选举权的村民”应改为“有选民资格的村民或选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