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该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反讽叙事的四种类型 :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模式反讽 ,还分析了她是如何以反讽解构爱的神话、父权神话、女性神话以及意志自由神话的 ,并由此透视她在世俗情趣与虚无底子之间的精神立场。     

《德伯家的苔丝》的反讽叙事

反讽是《德伯家的苔丝》的一种基本叙事策略,其形式有言语反讽、情境反讽、戏剧反讽和结构反讽等,贯穿小说始终,其反讽叙事具有深层内涵,即通过多方面运用悖谬性的反差,颠覆了传统的灰姑娘童话叙事模式,并以一种冷峻和超然的态度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乐观主义表象下的悲剧本质,表现了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与否定.     

论当代小说的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

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是中国当代小说反讽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情境反讽通常具有现实性、历史性、虚拟性和异常性四种表现形态,对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凸显起着重要作用。意象反讽主要是通过意象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悖逆乖离的独特结合方式体现出浓郁的反讽意味。     

论鲁迅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现代作家鲁迅的小说,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倍受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本文从西方叙事学中反讽艺术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鲁迅小说文本中言语反讽、结构反讽的价值,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     

凝固在唇上的笑——《爱情是谬误》的反讽叙事艺术

作为小说最高成就和现代性的标志,反讽叙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及批判精神受到更多现代作家的青睐。美国幽默大师马克斯.舒尔曼高超的反讽叙事艺术在其经典反讽叙事短篇《爱情是谬误》中得以充分体现。通过运用反讽小说理论中二元对立、不可靠叙述及情境反讽等技巧,舒尔曼建构了一场发生在三个大学生之间的爱情闹剧,从而营造出强烈的反讽效果。小说在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享受的同时,对当下美国青年一代物质爱情观的荒谬进行了戏谑的嘲讽和批判,引发读者深层思考。     

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多以反讽的叙述策略来实现对都市社会的嘲讽。其反讽类型主要有误会式情境反讽和悖论式场景反讽两种。反讽意识的产生缘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及其与人类现代思想的感通。沈从文都市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高超的反讽艺术及其背后深刻的反讽意蕴。     

析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的反讽艺术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社会意义最为深刻的一部,反讽艺术的运用是其显著的艺术特色。剧中对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的娴熟运用使该剧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意蕴深远的多棱镜效果。     

反讽的文学欣赏

介绍了反讽的三种形式 :情景反讽 ,戏剧反讽和言语反讽以及他们的基本特征。探讨了言语反讽的五种标志 ,以帮助读者在文学阅读中有效地欣赏反讽带来的艺术效果     

反讽的文学欣赏

介绍了反讽的三种形式情景反讽,戏剧反讽和言语反讽以及他们的基本特征.探讨了言语反讽的五种标志,以帮助读者在文学阅读中有效地欣赏反讽带来的艺术效果.     

论《红色英勇勋章》中的反讽艺术

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具有鲜明的反讽特征：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及哲理反讽。通过层层反讽的交织运用,克莱恩含蓄有力地批判和解构了关于战争、人性、自然宇宙以及社会人生的传统理念和信条,表现出作者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状态超然、动态的思考和关怀。     

对农民文学缺失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农民来说，主要还是“雪中送炭”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问题。现时的中国仍需要赵树理精神，应该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为九亿农民服务，掌握着中国当代文学主流话语权的人士应该为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有作为。     

赵树理：作为农民的写作

赵树理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后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前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本文从立场、视角、言说姿态、阐释方式、写作目的等辨析两者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意在说明,为什么只有赵树理才能完成新文学与农民的第一次对话。     

“拆”与“织”：反讽策略织就“阿特伍德之网”

《珀涅罗珀记》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智慧与“神话之光”在反讽这面多棱镜上的折射与辉映。正是借助于既具颠覆性又兼包容性的反讽,阿特伍德得以实践其“拆”岛“织”的技艺。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泛政治语境下的另类言说——论“百花小说”的反讽艺术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执行给文艺界带来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这就是所谓的“百花时代”。其中,一批描写爱情家庭生活的小说由于运用了“反讽”这一特殊的言说方式而显示出丰富的生活底蕴和审美内涵,使泛政治语境下的文学创作透露出生机与活力。“百花小说”的反讽主要有三种类型:视点反讽、语调反讽、客观反讽。反讽造成了语意的含混,扩大了文本的审美空间,也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和思考。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嬗变

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经历了叙事主体的突出到叙事主体的退隐,叙事情感的不知节制到客观化书写,叙事结构的随笔化到逐步严整,叙事时序的随顺自然到多种形态多种形式展开等发展变迁过程。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而且为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现代转型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健忘”:赵树理小说中一个永久的话题

赵树理在部分小说中塑造了以“三仙姑”为代表的“健忘者”形象,这些人物大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即“被食”受人欺,也有着“食人”欺压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当年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性”中的“健忘性”。作家所塑造的形象,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压迫或者被压迫的过程中,文化是根基,如果不彻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健忘性,农村和农民的解放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解放,农村和农民必将成为民族进步的阻碍。     

诗意的批判--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叙事在萧红的小说中是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对反讽的自觉运用使作者以一种更具审美性的方式含蓄而诗意地表现国民性批判的意图,同时也是萧红小说语言诗化特点形成的原因之一。反讽机制的运用使萧红的小说叙事实现了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