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新公共管理是克服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弊端而出现的公共管理范式转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特征主要有市场化、分权化和弹性化。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但治理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核心的分歧体现在:治理是政治学意义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而公共管理运动更多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的改变。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吸纳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转变集体行动和政府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以实现善政和善治。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浅谈地方政府品牌的打造

在全球化变革和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地方治理和政府治理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地方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殊“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考验,可以借鉴商业领域品牌经营的策略,把品牌发展理念引入政府治理过程,打造政府品牌,树立良好形象,以提升公众满意度和地方发展综合竞争能力,实现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地方有效治理。     

公共治理新模式与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

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方式变革和治理的角度讨论环境治理方式。公共事务治理新模式的诞生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选择,为政府开拓治理新途径和创新治理手段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也是环境治理方式不断创新以及新工具出现的根本原因。尤其需要研究环境治理新旧模式的转换过程。     

公共行政中的治理——公共治理的概念厘析

治理是一个年轻、不成熟、内容庞杂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意欲进行治理研究,首要的是对公共行政中的治理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厘析。在分析完治理兴起的实践背景与思想背景之后,本文将公共行政中的治理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该定义突出了自组织网络治理的重要性、政府的“元治理”作用以及政府与自组织网络之间的合作互动。同时,为了廓清公共治理的外延,本文分别对比了公共治理与统治、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两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就公共治理与统治而言,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组织秩序和统治秩序、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单中心控制与多中心治理等三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扩展和深化。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国际产业转移中先发区域合作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总动力源于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先发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形成及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中西部地区探索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提供了借鉴,同时为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出现了“新公共管理”的新政府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比较分析 ,归纳出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有益启示。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问责：治理带来的新挑战

治理过程中社会更多关注到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随着社会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管理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方式发生了众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权责背离现象的产生,问责面临众多新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不仅能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和谐发展的中国格局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实现“五个现代化”.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探究

兴起于21世纪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是超越"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性范式,是理解当今公共服务提供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第三种"体制",成为协调服务提供者(政府)与服务使用者(公民)关系的重要理论指南。学术界关于新公共治理的研究存在多种维度,该文主要从"服务主导逻辑"的维度来解读新公共治理,并对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进行评价,进而概括了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启示。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基于公共治理视野下的听证制度与公共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公共治理的核心手段为公共政策,其中首要的环节是公共决策及其体制问题。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共决策的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按照公共治理的要求,必须改革公共决策体制,听证制度就是在公共决策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种历史性成果。     

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合约制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西方合约主义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实践产物。它建立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合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分析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协调机制从公法向私法转变。笔者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合约制的实践成效入手,试图构建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合约制政府的概念框架,对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以现代治理为取向的我国行政改革中,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西方政府的最新治理模式——合约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推广和应用合约制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政府走向廉洁、高效,这将为我国建构现代的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NPM)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了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兴起,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途径。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