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历史变动观的两重性

《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新旧时代即新旧王朝的递嬗是合理的、进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尧、舜、禹等＂圣王＂所生活的时代是值得欣羡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从天命改变的角度而后者主要是从道德高尚、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说的。而这一切都可以用＂敬德保民者可以得天命＂来解释,其关键在＂德＂上。《尚书》所认为的前代圣王统治时期是好时代,对这一观点,应该做具体分析。     

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

《尚书》文本在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虽然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在事实上启导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尚书》中的训、诰、誓、命,最初为仪式或行为,后向文体名转变.《尚书》的篇题构成与文体分类,也要在此背景下理解.清华简《尹诰》对应亡佚的《咸有壹德》,其篇题当拟作"尹告",得自文中"挚告汤曰"一语.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应亡佚的《说命》,其中册命的内容合乎"命"之篇题.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并可进一步证伪晚书.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尚书》中的周公天命观的三个层级及其意义

作为《尚书》里的核心人物的核心思想,周公的天命观上承"天命糜常"、下启"惟命于不常"、"天命不易"乃至"天不可信",天意、民情与政德三者共同构成一立体图式。其中,"明德慎罚"与"敬德保民"是基础,而天命、天意则位于图式的上端。综合考察摄政和还政时期的周公天命思想不难发现,其所建构的乃是一道德之团体而非政治的枢机。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本文以蜀学的代表性著作《东坡易传》为依据,从宇宙生成论、性命论、人性论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认为苏轼将道的本质规定为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生着的“易”,而“得丧吉凶”的“易”出自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中,人的各种活动往往是首先从感情出发的,按照情、性、命合一的理论,人的情感实际上变成了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情本论。     

从《易传》对《周易》古经诠释的错位看其价值观的特色

《周易》古经是对中古时代社会生活风貌的自然描绘,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而《易传》反映了当时儒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周易》古经与《易传》在价值取向上有鲜明区别,是一种"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文章侧重于文本的价值观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以对进一步厘清《周易》古经与《易传》关系提供一点参考.     

从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尚书》中神权政治的嬗变

《尚书》是我国最为古老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记载了华夏民族刚跨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军国大事,而以典谟训诰誓词和命词的形式保存下来,流传开去。这也就是后来历史学家所称的“典谟训诰之文”了。《尚书》中的“典”,本为典册之意,但这里却包含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意思,如《尧典》,就是一篇记载尧、舜言论和事迹的重要著作,无怪后人将其奉为“经典”了。而所谓“谟”,就是谋,是指谋略、谋划、谋议,象《皋陶谟》的内容就是舜、禹和皋陶之间的政治谋议与对话。无论是“典”还是“谟”,在《尚书》中…     

《易传》中的君子观和圣人观

《易传》是公认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解读《易经》之作,除了对《易经》的思想继承和阐发外,还大量吸收了战国时期以儒道为主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易传》中的“君子”观念继承了孔子思想,又结合易学中的“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其“圣人”观念既受到老子的影响又与老子相异。由此,《易传》中反映出较独特的关于“人”的智慧。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与君子——兼论《易传·系辞》的学派归属

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出该书作者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并比照《易传·系辞》成书前儒、道两家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揭示《易传·系辞》中圣人、君子与《易传·系辞》成书前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的同一性,验证《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常州学派与《尚书》之“微言大义”

常州学派虽以公羊学名家,但《尚书》学同样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常州诸子治《尚书》,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通过议论《尚书》中史事、诸经互相发明、解说圣人笔法、旁参宋学,对《尚书》经文作全新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公羊学的影子,同时也受到宋学的影响.     

天道的循环与人道的悲剧——《三国演义》的讲史基调

循环的天命观奠定了《三国演义》的讲史基调。认可天命,《三国演义》也就笼罩在悲剧氛围之中:人的努力和奋斗无法改变天命;道德和正义改变不了天命;“主观”的情感倾向与“客观”的天命之间存在着悖论。     

《易传》中的人文智慧与自然关系及其它——以《象辞》为中心

《易传》中的人文智慧大多来自儒家经典或道家经典,而以儒家经典居多。《易传》通过对《易经》的解读,把儒家或道家的人文智慧与《易经》中的卦辞、爻辞进互释互融,从而使《易传》中的人文智慧有了自然根源。《易传》中因而有了易、儒、道三种思想资源,但《易传》的价值观念更倾向于儒家,从而使《易传》思想具有了儒家的性质。《易传》因此在先秦至两汉的思想传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尚书》历史变动思想与先秦诸子历史变动观

先秦诸子著作频引《尚书》,他们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尚书》的影响.先秦诸子各得《尚书》历史变动思想之一体,但是儒家最得《尚书》历史变动思想的精髓.老庄的历史变动观念过于迷恋过去且缺乏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和实现的可能；韩非子的历史变动观念缺少人文性而过于功利；墨子的历史变动观念却又显得自相矛盾；只有儒家诸子的历史变动观念因其中庸、合乎常理而最易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