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对民国与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社会化”思考

民国时期是我国救灾"社会化"最为生动、壮观的历史时期,近代新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社会力量的生长和自觉精神的建树、近代大众传媒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政府行政力量的"让渡"等,都是促成救灾"社会化"的重要条件。民国时期社会化救灾的成功之处可为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以史察今、以今鉴史,完善我国当前救灾体制的可行途径之一即"社会化"。     

从山东省看我国农业救灾制度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山东省的救灾经验为研究中心,分析中国农业救灾制度的影响因素.文章认为,自然灾害、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救灾设备与技术、政府与民间的相互配合以及灾害的预防与应急是影响我国救灾制度的重要因素,应成为推动我国救灾事业的重要借鉴.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

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的恶性案例、光绪山东惠民水灾的良性案例与宣统直隶保定新法防疫三个清代救灾案例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由救灾体制所代表的社会危机公共管理体制,在清中后期,伴随社会变动而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表明,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使救灾效能比较显著。这是社会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体现。可见清末"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的作用"并未下降,反而在体制转型中更加开放、多元、强化而有效。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唐宋“劝富济贫”救荒政策研究

唐宋时期,随着富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国家荒政愈来愈依赖于"劝富济贫"。从唐中叶到长庆前后,是这一政策从逐步出现到基本形成的时期。这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始重视"劝分"之政,具体实施时区分富民赈粜与赈贷等情况,依据经济规律保护赈济主体的正当利益。自此之后,"劝分"之政被地方政府运用得更加频繁,但整体来说,富民仍然只参与到救荒的部分环节。至宋代,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地方政府对富民采取了更为全面的"劝分"措施,或实行"纳粟授官"和优免赋税,或由地方官员垂范和规范民间赈借行为,或强制劝赈并倡导富民群体联合救灾等,由此在社会灾荒救济的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了富民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荒政之"第一策"。而由富民阶层的崛起导致国家荒政变化的"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应反映了唐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     

民间知识分子与民间学术

近几年来,民间立场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思考、写作的自觉选择,涌现出不少有价值、有影响的作品.因此,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民间知识分子"的群体.转型时期的中国,曾经丧失的民间社会正在发育,民间学术犹如一股清泉,汩汩涌出.     

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

甲午战前晚清使臣群体的知识结构以中学为主,与近代型的外交专业人才有着很大差距。甲午战后,这种状况则有所变化,他们的专业知识色彩日益鲜明,逐步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有别于中国国内官员的群体。中国传统官员以通才为特征,而近代西方国家官员却以专才为特征,晚清驻外使臣知识结构的变化正显示了中国官员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趋势。     

状元谶及其风俗制造

南宋至明清时期，苏州地区流传着“潮过夷亭出状元”的谶语，在昆山还形成了农历八月观潮的风俗。潮过夷亭的自然地理背景，在宋代是因为海平面上升，使得潮流界西移，在元以后则是由于娄江成了太湖入海干道。南宋时昆山士人领袖因相信谶语的真实性，也出于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而促成了问潮馆的建造和八月观潮风俗的制造。谶语应验后，地方官员、地方望族和士人群体共同维持这一风俗，至南宋末年才消歇。明清时地方士人为了改善风水，又建造了玉柱塔，并因此再造了八月十八日舁神观潮的风俗。昆山的观潮风俗，既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的演变，也出自地方官员与士人的共同作用，它通过建筑与风俗的制造与再造，以实体化的景观，形塑了地方性，强化了地方认同，地方传统在此过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地方文脉也由此绵延演进。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试析晚清时期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以曾纪泽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近代外交官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些外交官员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受到西方外交理念的影响,接受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其中曾纪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近代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是晚清时期外交近代化的反映,也在外交活动中挽回了部分利权。     

论晚清民国的岭南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广西玉林州及其"五属"地区,地方乡绅先后建起10多间宾兴馆。作为近代民间"自组织"机构,这些兴宾馆有效促进了转型时期岭南文教事业的新发展。在助学助教之外,宾兴馆更是岭南乡绅重新分割基层权力、新移民群体实现"落藉"起家、地方官员重建官民纽带以及宗族势力重新集结的理想平台。伴随这一组织而设计安排的基层秩序,因宾兴管理的区域性差异,结果适成正反两例——安然有之,动乱亦有之,宾兴组织堪为近代岭南基层的活跃因子。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道光年间乌鲁木齐“定舫诗社”钩沉

道光年间的乌鲁木齐,驻镇官员和遣戍文人们共同成立了"定舫诗社",这是有清一代西域地区首个具体可考的诗学社团。"定舫诗社"有固定的成员、固定的组织与诗课活动,还常以成员群体为单位雅集赋诗。诗社不仅展现出边塞文人的生活风貌,成为他们寄身异乡的精神砥砺,更充当了文化聚合与传播的载体,在清代西域文学及文化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公务员成心理疾病高危人群

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心理健康水平不但制约着自身素质的提高,还直接影响公共管理水平。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中国地方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高达13起;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亦高达9起。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公布的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显示,在所有受调查职业中,公务员有54.88%的人出现了工作倦怠,是工作倦怠比例最高的职业。从这些数据看来,公务员已成为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     

宋代民间信仰中庙貌问题的初步考察

"庙貌",在传统文献中通常指祠庙与神像,是民间神灵信仰的重要载体。随着神灵人格化趋势的加剧,宋代出现民间诸神大兴庙貌的局面。宋代的神灵庙貌有很高的艺术性,无论从祠宇的建筑格局,还是神像的风格,都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开启了明清宗教艺术世俗化的先河。但庙宇作为宗教场所,普通信众、修建者更关注的乃是神明的灵应,他们既赞成祠庙、塑像的精巧辉煌,更坚信庙貌与神明的灵应紧密相关,通常将庙貌的灵应性置于艺术性之上。庙貌的灵应取向使得其形式往往偏离正统的道德、审美标准,引起官员、士人,尤其是理学人士的不断指责,力图对民间信仰中庙貌"不正"的现象加以整肃。民间信众与官员、士人的角力与妥协,使得宋代民间神明的庙貌始终徘徊于艺术、灵应与正统之间,以求获得三者的平衡。     

清初贰臣文人的用世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 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没有选择为明朝死节或守节, 而是选择了与新兴政权的合作, 成为所谓的 "贰臣". 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选择, 后人多以贪生怕死谓之, 这远不能说明这一群体文人选择的真正原因, 对他们心态的解读也流于肤浅. 究其原因, 清初 "贰臣文人" 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用世之心的体现. 这种用世之心, 使他们超越了传统文化中 "忠君" 思想及 "夷夏" 观念, 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中, 对清初的社会稳定、 制度重建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清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