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论《寒夜》的悲剧艺术

《寒夜》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社会悲剧小说 ,小说的背景首先奠定了作品的悲剧性 ;小说的主要人物汪文宣就是一个悲剧人物 ,其悲剧性格主要体现为情与理的冲突和希望与现实的落差 ;而汪母和曾树生的婆媳矛盾 ,其根源在于新旧文化的冲突 ,属于文化悲剧的范畴     

《红楼梦》中的《春秋》大义

《红楼梦》乃曹雪芹的"哭泣"之作,他在小说中确为"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之女儿们的人生悲剧而哭,而且属于感情深、哭泣痛者.但曹雪芹深以为悲痛者,又远不止女儿们的人生悲剧.曹雪芹所悲者,有身世、有家国、有人类社会,其在《红楼梦》中所再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身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曹雪芹并没有把再现如此的悲剧为小说的宗旨,而是在探寻悲剧之因和从悲剧中走出的路子.曹雪芹以女娲所炼的补天之石为小说的引子和线索,显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寓意中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探寻.所以,曹雪芹有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红楼梦》寓有《春秋》大义.     

从《窦娥冤》的双重结构看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窦娥冤》《桃花扇》等剧具有双重结构,中国古代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悲剧性和深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其“悲剧原型”是各个悲剧的深层主题,它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是由既定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起的,中国古代悲剧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悲剧。文章从此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相关问题。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红楼梦》的意蕴

《红楼梦》的意蕴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第二个层面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本文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要被毁灭的。曹雪芹的审美理想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他的《红楼梦》就是一部“有情之天下”被吞噬的悲剧,是一部“冷月葬花魂”的悲剧。《红楼梦》的第三个层面是《红楼梦》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对人生（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这是《红楼梦》意蕴中的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不被人注意的层面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的悲剧世界，“二尤”作为众多悲剧人物形象的缩影，除了具备这些悲剧女性的共同品质外，还具有很多这些女性没有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出身的不洁和她们自身悲剧对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所起的作用，正是她们区别于其他《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标志。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北京话“特”类情状方式副词的历时嬗变

北京话“特”类情状副词主要包括“特”、“特地”、“特特”、“特意”、“特为”等5个。“特”是“特”类副词中最常用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类副词，是其语法意义的主要承担者。从古至今，“特”的用法并非一成不变，发生了一些演变；在“特”的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特地”、“特特”、“特为”、“特意”等副词。但是，真正与“特”形成竞争、替换关系的是“特地”“特意”；“特特”、“特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趋于消亡。     

《〈红楼梦魇〉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红楼梦》悲剧说解析

自王国维以来 ,悲剧说一直是红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悲剧说对《红楼梦》的解说并不充分。文章对红楼悲剧建构轨迹的检索 ,揭示了红楼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表明 ,悲剧说与作为文化大书的《红楼梦》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红楼悲剧的裂隙由此而生。     

语域理论在文本分析中的运用——以分析《红楼梦》语言特色为例

Halliday的语域理论模式认为语域是语言的功能变体,语域理论模式的三要素是语场、语旨、语式。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从语场角度出发,写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这是它的基本话题,而它的大环境是一个封建大家庭逐渐走向哀亡,在这个基本语题和大环境下又衍生出相关分话题及小环境;从语旨角度出发,语旨支配语篇的人际功能,表达了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等;从语式角度出发,主要体现在儿化音的运用、音系的韵律特征以及修辞格的运用等方面。     

三书耦合，天衣难成——基于文本抵牾视角对《红楼梦》成书过程新探

作为中国文学典籍中巅峰之作的《红楼梦》,在情节事理、人物塑造、场景布置等方面均存在不少相互抵牾之处。文章从《红楼梦》文本中择要列举其悖谬瑕纰,加以分析,探析《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红楼梦）初稿》和《（石头记）初稿》三部不同主旨的小说合成的创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