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再论香港的贫困问题

以香港为个案探究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考察其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实特征。香港是一个典型的丰裕社会,其经济水平和富裕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香港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可谓＂富有一群属最富,贫穷一族属最穷＂。一直以来,香港奉行＂不干预主义＂,坚守自由经济政策,这既培育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与富庶,也为贫富悬殊和贫困问题埋下了祸根。香港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自动缓贫,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益贫式社会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才是缓贫的关键和根本。     

高校贫困学生的“精神贫困”及对策研究

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贫困”主要有自我封闭、焦虑忧郁、忌妒心理、自暴自弃等几种表现。高校可通过加强对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贫困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贫困生提供良好的心理咨询服务，积极寻求社会对贫困生的支持和帮助等“爱心措施”激励贫困大学生“精神脱贫”。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辨析

贫困问题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而后者往往被忽视.对于贫困问题,应该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来予以综合性的考察.     

财产稀少性与所有权丰裕性的矛盾

财产稀少性内在要求的制度安排是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和稀少性.然而,我国公有制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却是缺乏排他性和具有丰裕性(所有权人人有份),形成财产稀少性同所有权丰裕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这种矛盾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创新公有制财产的制度安排.     

福利统筹理念下的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

在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工作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结合我国现实实际,借鉴国外理论与政策经验,我国应在公共福利统筹的政策理念下进行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制度的构建和创新。具体包括：通过福利统筹保障农民工收入安全与持续增长,实现就业稳定,使他们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险。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区域市场治理机制及其演变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表现出来的区域化梯度推进特征 ,以市场治理机制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为依据 ,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区域市场治理机制形成特点及其演进规律。认为区域市场治理机制形成与演进表现出的地域空间差异性、互动模仿性和趋同性特点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配置权的讨价还价行为和博弈过程是引导区域市场治理机制形成与演化的关键性内在动因 ,据此可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区域化梯度推进进行解释     

“理论贫困”和价值理论创新

“理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性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因此,要创新经济理论,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阶级（层）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总结当代国际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新经验,借鉴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率先创新作为经济学基石的价值理论     

“央-地”协作与贫困治理——对Y县精准扶贫实践的扩展性讨论

贫困治理需要"央-地"间的协作。然而,由于中央拥有决策权,而地方政府却分享执行权,因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宏观决策与地方自由裁量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有可能会影响"央-地"间的协作,进而降低贫困治理成效。鉴于此,在贫困治理领域,需要建立以管理权和审批权等权力共享为内容的"央-地"协作机制,通过决策的一致性与执行的在地性的相互嵌入来调动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积极性,以提高贫困治理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贫困问题与当代中国的贫困

贫困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贫困问题的明显特征是：1．中国社会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2．相对剥夺感强烈;3．贫富差距过大;4．中国的贫困问题还有很大的生长潜力;5．中国贫困者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贫困现象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是：1．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2．阻碍着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3．诱发了社会不公现象的生成;4．不利于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5．不利于现代文化的成长。     

法治视角下的西部农民“贫困”问题

一、关于“法治贫困”广大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乡土社会”,是“民间法”盛行的地区。费孝通先生讲“乡土社会是‘礼法’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 ,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 。在西部 ,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契约思想的价值结构是以惧法尚情为典型的 ,主要表现为 :(1 )解纷机制中的“贱讼”、“耻讼”心态。西部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将农民束缚于一个狭隘的社会环境中 ,这要求人们间的和谐相处和维护“家丑不可外扬”的集体荣誉 ,从而使利益之争受到压抑、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手段受到鄙视。因此 ,民众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愿望低于城市人…     

民众经济权利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

从制度因素中经济权利的角度剖析中国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分析经济权利作用于劳动、知识、资本要素增长率的过程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转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于赋予民众一定程度经济受用权的前提下,通过逐渐扩大民众经济行为权,使民众的要素供给增加,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当行为权不再起限制作用后,应继续促进要素供给增加以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并将改革的重点主要转向完善经济受用权。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价值、行动与困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中国的贫困治理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通过对国家层面的关于贫困治理方面的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认为,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是基于相应的政策制定的价值诉求,在政府主导下阶段性地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注重多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在开发式扶贫的同时瞄准对象不断区域化等方式得以获取的。同时,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亦面临着贫困主体参与性低导致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基层治理弱化使扶贫资源得不到有效承接,"短平快"的项目制使贫困治理呈现策略主义运作逻辑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实践困境,当下急需进一步破除瓶颈,才能提升政策发力的精准性,把中国扶贫攻坚引向纵深发展,推进贫困治理的精准化瞄准走向持续化的稳态结构,稳步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现代性焦虑:当代文学视阈中乡村转型期的农民“心灵史”

"焦虑"作为现代性核心体验,与乡村现代性转型紧密相连,楔入当代乡土中国和农民。当下文学里,首先表征为生存焦虑,并内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动员,引导乡村改造和经济社会建设;其次是致富焦虑,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代偿物,在现代化追赶中衍生创伤、怨羡等次生危机;再次表现为身份焦虑,乡村巨变、农民身份裂解进一步倾覆本体性安全和认同的确定性。考察农民"心灵史"有助反思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有效需求视角下的农民“信息贫困”问题

信息贫困问题是制约农民享受现代化红利的重要障碍。从需求的视角来看,农民的信息需求有着层次性(包含多维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当前农民的信息需求可以从生产、生计和生活三个维度进行呈现,但呈现出的信息贫困是农民传统的信息进路与现代信息接受能力之间的张力作用的结果。在农民来说,信息是工具,关键在于有效,在于能够满足生产、生计和生活需要。由此,化解农民的信息贫困问题、提升农民的信息能力主要在于信息有效性的改善,而这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和农民自身三个层面的分别着力和共同努力。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困境与选择

经过26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以规模扩张实现总量增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还能保持较快增长,但从长期看是难以持续的。造成这一结构性缺陷和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科技落后,二是企业效率低。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于短期的增长速度,而是取决于能否实现有效转型。问题的紧迫性在于,要实现这一要求,没有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努力,不会取得明显成效。我们必须从现在就抓紧去做,否则,真正到了现行增长方式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就是想抓也愈加困难了。     

论香港回归与中国的发展——论“一国两制”的经济依据和经济意义

“一国两制”是为和平统一祖国而提出的,它既出自政治考虑,更有坚实的经济依据,如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相对性,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市场经济的统一性,港、澳、台地区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等.所以,香港的回归,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的和深远的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