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

清嘉道以降,部分理学士人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风行一时,颇具影响.晚清理学士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形成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思想特点,体现了传统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调整.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邵雍经学的义理化倾向及其历史地位

邵雍在对经学研究中,提出“经有因革”的思想,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书传等经书难以详考,应重视礼乐诗书之道的自新,而不停留在以往记问引用讲解的治学阶段和层次上。邵雍治学,侧重哲学理论的创造,提出以道、心、太极为宇宙本原的思想,同时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初步结合起来,邵雍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通过以义理解经,阐发本体论哲学,重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儒家经学由原来的重训诂注疏传统转换为重义理阐发、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新经学诠释法开了新路。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

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今天我们将经学史与儒学史统一起来,作为现代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把握儒学的本质,探讨儒学复兴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清代经学“三胡”之说及其辨正

清代经学"三胡"之说频繁出现于近现代学者的学术作品中。有学者认为经学"三胡"指胡匡衷、胡承珙、胡培翚三人,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三胡"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三人,还有少数学者对经学"三胡"的称法前后不一。现结合具体史料及金紫胡氏家学、胡承珙治经学之实际情况进行梳理,澄清"三胡"之说。     

清经解类型及价值分析——以《皇清经解》正续编为例

本文以<皇清经解>正续编所收400余种经解文献为例,对清代经学文献的编撰体例进行了类型分析,并适当归纳了各种类型经解文献的编撰特点及其价值.重点在分析注疏、论说、考辨之作三大类经解文献的特色,至于文字校勘、音注、年谱、图表之类经解文献等,由于其体例较为直观,则略而不论.     

汉代经学中的文体学研究

汉代经学昌盛,汉代经部文献中包含不少相当重要的文体学史料。汉儒在先秦儒家经典的笺注和训诂中,也涉及对早期文体本原含义、体制以及相关的名物制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诗歌性质、作用、表现手法、体裁分类的论述,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体语词的语源学探讨。尽管这些还不是自觉的文体学研究,却开启了先秦文体史研究的先河,在内容和方法上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代的文体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论经学对《汉书》文风的影响

《汉书》的典雅古奥、严整醇正、博赡弘丽的文风深受经学的影响。本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展示《汉书》与经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清代达木蒙古史事钩沉

清初驻牧于达木（今西藏当雄）境内的蒙古部落,其属领关系清一代几经变化,随着清代对西藏地方统治逐渐加强,俨然成为清朝中央在西部边防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达木蒙古历史上对于稳定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的主权、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5月29至30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伊犁师范学院协办的"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伊宁市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有60多人,其中有3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内容涉及清代新疆政治、经济、民族和民族关系,以及文献资料等各个方面.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不仅有助于<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而且必将推动边疆史、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