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 ,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 ,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 ,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 ,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 ,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 ,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 ,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 ,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     

民国治边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政局危机重重，为固防边疆，国民政府采取怀柔示远的“治边”策略，向蒙藏民众进行宣化，以期达到边疆社会拥立中央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委任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西陲宣化使，并于1935年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随即刊发《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作为公署的宣传刊物，月刊将宣传中央政令、宣慰边疆民众、团结民族关系、宣传抗战统一思想设为核心内容，从塑造民族身份、塑造共同政治立场的角度，深化和巩固边疆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和加强边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思想。西陲宣化开拓了民国“治边”中对边疆民众塑造民族意识的思路和途径。这些举措客观上有效地沟通了中央与蒙藏民众的关系，促进了蒙藏社会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节日与政治:抗战前国民政府纪念四四儿童节述评

四四儿童节作为一个注重儿童福利的节日,其中却有着国民党和政府的政治渗透。党政机关一方面在纪念活动中担任主要组织者的角色,一方面通过政治符号的运用、纪念仪式的举行加强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感。同时,纪念儿童节的文本也在对儿童进行爱国爱族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伟人崇拜教育和时局教育,以达到宣传国家政策、强化国民党正统地位、塑造孙中山和蒋介石伟人形象的目的。     

正说北平大盗"燕子李三"(下)

燕子李三与穷人 传闻中燕子李三经常将偷来的钱分给穷人,他自己也常说:"见有贫困之人,立即解囊相助."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李三所窃之人非官既贵,像国务总理潘复、民国总理熊希龄、北洋总理王士珍、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临时执政段祺瑞、直鲁军司令张宗昌、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北洋政府行政长官薛之珩、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北洋政府镇守使金寿良、军阀马福祥、栋威将军王栋、醇亲王等人的家都被他"光临"过,其所窃的金银珍宝无数,但这些也都被他行乐挥霍了.     

修约与北洋政府的内政

北洋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和措施,不仅影响了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成为影响其内政的重要因素。巴黎和会上的对德和约成为各派相互攻击的重要理由,华盛顿会议上的山东问题引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而修约外交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削弱了北洋政府政治统治的威信。     

舆论视野中的民国时期出版业论析（1912—1928）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对出版业关注颇多,报刊刊发了大量出版时评。这些评论对民国出版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重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供了可行的建议。有的时评呼吁出版自由,反对北洋政府对出版业的管制政策。有的时评对杂志、教科书、图书等不同种类出版物的编纂进行探讨,特别是讨论如何编纂教科书的时评颇多。此时期的出版时评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真实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抑制政治出版业的弊病起到一定促进与警示作用。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苏联使馆案

苏联使馆案是民国初期一起重要的外交案例,李大钊就是在这场外交冲突中牺牲的。但是通过这起纷繁复杂的外交纠纷,不仅能反应列强在中国势力的角逐,北洋政府的日薄西山,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外交权益的增强。本文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试图对苏联使馆案做一次有意义的诠释。     

革命和国家认同的一种——1916年新旧约法之争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本,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于1914年按自己意志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以高度集中个人权力。袁世凯倒台后就副总统黎元洪的继任和新旧约法存废问题,南北双方展开激烈论证,最后北洋政府被迫承认民国元年约法。当时无论是南方革命派还是西南军阀,甚至北洋政府内部人士都更加倾向于旧约法,反映了民国初年各政治派别对新成立的民国和反封建革命成果的一种认同。     

水神巫术神话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关键性仪式--神话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再发现

我国早期表现祈雨、治水仪式的水神巫术神话，主要通过神人造型———以龙蛇等水神为饰的形象传承于世，这类造型为数众多，影响广泛而久远，其所反映的水神巫术仪式，既用于国家征战，也用于民众生产、日常生活，且传承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关键性仪式之一，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民国初期司法改革的尝试——基于梁启超《呈请改良司法文》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成立初期,继承了清末修律的大部分成果,在新旧法律交替的过程中,民国初期的司法环境并不乐观。主要有三大问题:司法难以独立、司法基础薄弱、司法人员缺位。基于此,司法改革被提上日程,梁启超在民国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年二月间担任北洋国民政府的司法总长,其辞职时提交了名为《呈请改良司法文》的建议书。该文列举了十条司法改革建议,各有利弊。通过分析这份改革建议可以一探民国初年司法环境的状况和改革之艰难。     

杰出而传统的古都:"多重方城中轴"规划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根深源远,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北京建都始于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并改称中都。自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五朝以及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直至1949年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迄今已有850年历史。北京建都的历史如此长久,在我国七大古都中仅次于长安(建都1120年)和洛阳(建都     

论美国民主选举中的仇恨动员

美国选举的核心在于如何争取到人民的选票。为赢得占据人数优势的普通民众的选票,美国政党及其候选人常将自己描绘为穷人的代表,并将对手塑造为富人的代表,通过激发阶级仇恨来获得选票。美国政党及其候选人亦将自身塑造为原住民的代表,利用原住民对移民的不满情绪,通过凸显族群仇恨来获得支持。此外,美国政党及其候选人也常常煽动对外仇恨,将特定国家塑造为威胁本土民众福祉的“邪恶力量”,并将自身形象塑造为与外域力量“他者”进行对抗的“本土斗士”来获得民众支持。仇恨动员虽富有成效,却也使得政党竞争愈发敌我化,社会群体日益极化,与特定国家关系持续恶化。民主选举中仇恨动员的广泛运用并非美国特定个案,它是竞争式民主的自带基因,因此各国或地区不应盲目地引入竞争式民主模式,否则群体差异将成为仇恨动员的重要议题,从而带来严重后果。     

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北洋政府时期,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依然享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北洋政府不得不对教会医疗事业实行保护政策.出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考虑,北洋政府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北洋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法规时,对教会医疗事业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管理政策.上述政策表明北洋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特殊性的反映.     

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

文章主要讨论1904-1905年北京由启蒙知识分子主办的两份报纸<中华报>与<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背景是清末民初启蒙运动,其动机因应着对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的反思.启蒙知识分子眼中的日俄战争,延续着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同时也昭示着世界政治潮流动向.办给上层人士看的<中华报>,屡屡对日本的野心、举措发出质疑,体现了明晰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的<京话日报>,则继续塑造日本"东方文明国家"的形象,借此树立与推广民众对"文明"、"维新"的好感与想象.两种报纸的报道差异,构成了北京报纸报道日俄战争的立体层面.     

网络环境下的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性报道长期存在,这造成海外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存在偏见。在网络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通过互联网展开对外传播,从而塑造国家形象显得十分迫切。努力发展网络对外宣传,可以制衡海外媒体的话语霸权与刻板印象,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浅谈冀中"音乐会"及其历史内涵

通过介绍冀中"音乐会"概况并追溯其历史来源,探讨了乐户承载的国家吉礼用乐对于民间信仰祭祀用乐的影响以及历史上的国家礼乐留存在现在乡村乐社的现象.音乐会主要仪式为吉礼(民间信仰祭祀)与凶礼(葬礼),凶礼模仿佛道超度仪式用乐,吉礼模仿府县教坊掌握的小祀用乐.然后中国佛道超度仪式用乐亦来源于府县教坊用乐.因此一套乐可用于两种...     

从祖先到家先：湘西苗族墓祭仪式的发生①

湘西苗族地区在清代中后期被纳入王朝国家的行政版图后,随着地方治理的深入,湘西苗族人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跳鼓脏”与“椎牛”祭祖仪式,继之以对家先的“墓祭”。仪式的取舍反映的是湘西苗族人为满足生活需要对神圣权能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湘西苗族人对于家先信仰的价值进行了重述。王朝国家推行的神明信仰是包含了神明的神圣权能与价值的结构性网络,民众通过对神明价值的再表述以及将仪式与地方传统结合的方式,将本地传统编织进结构性网络,并保持了地方文化的特点。     

民国前期征兵主体多样化与地方主义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士兵征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兵役制,由于中央政治权威及财政能力的缺乏导致征募主体的多样化,这刺激并加剧了地方主义,从而推进了民国军阀体制的形成。     

英雄话语的纯粹与迷失--论"文革"期间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文革"时期的民国叙事小说向"样板戏"模式看齐,为塑造完美的英雄人物剔除了一切有碍主题的杂质:民国时代含混复杂的社会状况、人生应有的无法言传的况味、个人的生理情感需要,由此形成了特定的英雄话语。这种纯粹的英雄话语因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而打破了"仿真"局面,造成了叙事目的全面失效,同时也使民国时代的内在精神彻底迷失。     

民国初期小说中的革命投机者形象论析

投机革命者形象在民国初期小说人物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对革命投机者群像的塑造,民国初期的小说家们不仅揭露了革命投机者的出身、投机心理和社会危害性,还揭示了革命投机者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并在讽刺、揭露其无耻行径的同时,表达了作者的焦虑心情以及挽救时局的迫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