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陆耀东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撰文《“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指出，“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家庭中，作为长子、长兄，在教育部，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本论文探讨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反时代潮流而行,其实背后大有深义。在鲁迅看来,倡导破除迷信者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其政令只为顺从朝廷,或服从多数人的权威,对民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故而首当去之。“破迷信”是统治阶级治心传统的变相再现。从长远看,宗教信仰和民众的“白心”、“神思”可以激发创造力,以促进科学发展;从短期看,“迷信”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鲁迅对之表示的同情是极富现代意味的。鲁迅对担当了启蒙责任的精英分子的素质表示质疑;鲁迅反对以外在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念启蒙”,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尚同的思维模式,认为启蒙是唤起民众的主观创造性,表明了鲁迅坚决的个人主义立场。     

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意识

这里所说的“现代意识”,是鲁迅自己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端,指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关于人与“现实”的关系的观念。“现代意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根柢和内核。鲁迅的小说创作所汲取的现代主义营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个思想内核,而不是表现手法、技巧形式。这是需要特别提出的。 1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反传统、反现实。这种与“传统”、“现实”对立的意识表现在鲁迅的小说中主要是人物     

论“格式的特别”——鲁迅对中国小说形式变革的贡献

一“旧瓶装新酒”,是无可非议的传统形式的继承。然而,“旧瓶”毕竟是“旧瓶”,当“旧瓶”的包装不能匹配新产品的内容时,则被扬弃,改造,创新。这为势所必然。那些敢于扬弃、改造“旧瓶”而创造“新瓶”者,则对于形式改革具有历史性的贡献。《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如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着重提出文学语言形式——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文学內容方面高张起文学革命的旗帜,这都具有变革在前的首创精神,那么沉着冷静而又稳健的鲁迅,则以“一发不可收”的小说创作“实绩”,不仅在小说领域发出彻底反封建文化意识的战斗呐喊,而且一反中国小说的传统形式,开     

余华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评论界对先锋文学的误解使得先锋几乎成了“反传统”的代名词。时至今日,重新进入余华的小说,可以发现“先锋”小说中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主要体现在“性恶论”、“神秘主义”、吴越文化以及鲁迅传统等方面。这些中国传统的边缘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否定性力量,扮演着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角色,这也是余华及其先锋小说的锋芒所向。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 ,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 ,通过对鲁迅的“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 ,得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 ,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 ,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 ,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 ,更深地解读其作品。     

论家族文化对老舍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

以农耕文明著称的中华民族历来勤劳务实,注重家族人伦、以家为本,家族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中国历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舍作为文学大师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传统的家族文化因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家族文化促成了他独特个性气质的形成,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增强了他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     

论姚鼐爱民、济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姚鼐不只有受“封建正统观念”牢笼的一面 ,更有和当权的封建统治者相矛盾的一面。其对待人民的态度是竭力鼓吹爱民、济民。他所宣扬的民本思想 ,既有对传统思想和人文精神的继承 ,也不乏民主、平等的新的思想因素。认清这一点 ,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继续发扬传统的人文精神 ,都有其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邓实史学思想析论

邓实是晚清著名的报人、学者 ,国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以创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而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份刊物上 ,邓实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体现了邓实对他那个时代的体认。他的中国史学思想也颇具特色 ,如他认为六经皆史 ,主张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应进行一场“史界革命” ,修史应修“民史”等 ,都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 ,那些身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深受西学冲击的“过渡时代”人物对中国史学的体认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

张学良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自己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晚年在接受访者访问时,他谈到了传统文化,认为是宋儒理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强调人要有理想信仰,没有理想信仰就没有根。在谈到做人做事时,他说要尽力想到他人,要凭良心。在谈到他追随蒋介石"剿共"时,他说国民党不能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在谈到他在囚禁期间研究明史问题时,他说是想通过研究明清历史,探索中国由盛转衰的原因。     

汪辉祖的幕学思想

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传统观念的尴尬境遇与地域生态的形象展示——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文化语境浅析

叶兆言是当代文坛的一位著名作家,其作品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具有浓郁传统文化色彩的历史名城。从小就生长在南京的叶兆言深受这种文化氛围的浸染,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品格。然而,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大时代背景下,传统价值取向逐渐步入困境,部分观念在现代思想的冲击下显得陈腐、落后乃至僵化,呈现出进步性与保守性并存的悖论。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叶兆言作品里故都南京传统观念的尴尬境遇和地域文化生态形象露出了它沧桑的历史容颜。由于找到了地域文化思维这样一种独特的叙述视野,从而使叶兆言小说成了传达、展示、探寻传统观念的尴尬境遇与地域文化生态形象的一簇流动的隐喻。     

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周恩来深邃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火花。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张炜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作为成长于齐鲁大地上的优秀作家,张炜小说创作体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贯穿张炜小说创作始终的是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的入世精神;张炜对道家的出世精神并不赞赏,但道家文化对本真天性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观念,又使他在心理气质上本能地倾向于它,并在作品中自然体现出道家文化的神韵;张炜还自觉地从民间文化吸取营养,其小说中的民间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大地母亲的礼赞、对民间生存意志和生存智慧的表现、对民间价值观念的提炼等方面。近年来,齐文化浪漫幻想的艺术精神对张炜的小说创作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蔡元培的心理学思想及其贡献

作为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蔡元培的心理学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心理学乃至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学习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和哲学。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心理学思想和实践活动。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他一直很重视心理学的发展和应用。他是现代心理学积极的倡导者和扶持者:在北大创建了心理学系,建立第一个心理研究所,重视心理学人才的培养。关于心理学的性质,他继承了其师冯特的观点,认为心理学采用了实验科学方法,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作为教育家,他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上的应用,提出了五育及完全人格教育心理思想、按照儿童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这些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心理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美育是蔡元培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心理学基础。他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提出将西方心理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的心理学思想对现代教育有深刻的启示。     

论方鸿渐形象的文化心理

方鸿渐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混血儿。中国传统文化在赋予他人性中正直、善良一面的同时,也窒息了他的个性的发展,造成了他的懦弱无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短暂游离并未使他获得真正的西方文化人格,反而使他丧失了原来的文化立场,他徘徊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人格产生了分裂,因而他无法突破精神的围城,摆脱人生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