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大同”和“小康”反映了什么? 被学者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 《礼运》篇以孔丘第子言偃和孔丘的问答形式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丘说他虽然没有亲自生活在“大道之     

请重视汉语--开栏的话

2004年是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10周年。8月6日,雅虎网站转发了《信息时报》一篇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粤语源于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之“雅言”,是今天诸多汉语方言中保持雅言最多的一种方言,呼吁尽快建立粤语博物馆,保存粤语这不可多得的我国最古老的“普通话”的活     

两汉时期的灾害及对经济影响的分析

灾以其特有的方式贻“害”于社会 ,人类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社会事象皆有其深厚印记。两汉时期灾害频发 ,给两汉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初步研究 ,将灾害对两汉经济的消极影响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 ,对小农经济的打击 ;其二 ,对两汉国家财政经济的制约 ,以致两汉经济发展过程出现反复波动 ;其三 ,对两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平衡作用。在灾害频繁的打击下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步伐相对减慢 ,而江南地区由于灾害相对较少 ,经济发展速度提高 ,与黄河流域差距渐为缩小。     

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

井田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自两汉到现在,一直有人讨论它。就全部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两汉到清末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所讨论的重心为要不要恢复井田的问题。主张复古的人照例都大骂商鞅,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夏商周三代,如何能达到三代之治?就一定要恢复井田制。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见解。认为时代变了,土地制度不能不随着变(马端临:《文献通考·田斌考序》可为     

杜甫与两汉循吏文化传统

汉代文化独尊儒术 ,“循吏”乃两汉特有的人文景观 ,为后代儒士实现人生价值打造了经典范式 ,一生以儒为本的杜甫受其影响极大 ,无论为人为诗 ,都打上了深刻的循吏文化烙印。本文从展现良吏风采、关注风土民情、系心百姓疾苦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另外 ,杜甫沉郁顿挫、朴拙厚重诗风的形成 ,亦与其终生不解的循吏情结密切相关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由周初诸《诰》的作者论“周公称王”的问题

《尚书》中的周初几篇诰辞,除《召诰》是召公奭讲的以外,其余几篇本来都是周公旦的讲话。但因文中有“王曰”或“王若曰”,与一般所认为周公的身份不相协,于是汉以来注疏家大都把这“王”解释为周公所辅相的周成王;把这几篇诰辞说成是成王讲的,或说成是周公以成王的名义讲的,或代成王讲的。例如《大诰》篇,汉代出现的《书序》说是“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伪《孔传》释为“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诰天下”。《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书序》径说是成王所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向德性伦理回归——解读“化理论为德性”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是有理论大追求的:其理论建构的目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形成一可以证性命与天道智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内蕴的展开,则以性与天道的论述为主轴.以“代理论为方法,代理论为德性”为双翼,以认识论和价值论为问题的诠释核心为出发点,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做出系统筹划.因此,“智慧说三篇”有双重的预期指向:一方面、以“化理论为方法”的渐次推开.形成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以“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铺述.阐释哲学着力于人的行为确当性的实践原则.就此而言,冯契理论的构造归结于在认知确当的基础上.达到行为确当.这是他特别强调实践原则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冯契理论中.“化理论为德性”比“化理论为方法”既占更重要的地位.也更富有指导人生行为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之放到伦理学大思路的世界性转换背景中.与放置到当代中国伦理抉择的问题框架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编后记

“人文杂志”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党的支持、学术界人士的关怀底下,终于创刊了。顾名思义,“人文”、涉及文、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或者还引伸到这几门学科的教学上去。从事于这几门学科,非但需要拥有渊博的文献资料,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修养。那末,无论从写作方面来说,无论从编辑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发生不应有的错误,或缺陷。     

韩非的“矛盾之说”是对立统一思想

<正> 一在中国辩证思想发展史上,韩非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第一次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了“矛盾之说”,把先秦辩证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韩非子·难一》篇中,韩非驳难孔丘时提出,孔丘一面赞美尧是明察善治的圣人,一面又以舜纠正尧在位时“耕、渔与陶”三方面弊病为理由,称颂舜也是很有德化的圣人,把有过失的尧和纠正了尧的过失的舜同时美化为“圣人”,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韩非评论说:“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理性的界限——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在我看来最重要、最值得玩味的在于 :从学术渊源看 ,自可以说两汉思想与先秦承传下来之“齐学”或“鲁学”有关 ,然而 ,它的宇宙论观念特别是带巫术色彩的信仰 ,却主要地是来自为先秦之知识精英所排斥的民间传统 ;因而 ,在将法理体制直接下贯于每个个人、使每个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严刑峻法的秦王朝败亡之后 ,两汉思想家借民间信仰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努力 ,同时即蕴含有重建礼俗社会的问题 ;礼俗社会正好借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不分的融贯性 ,为人们以情感与信仰维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家园”。     

清流缘自活水——评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

<正> 《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历代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个概括准确而精辟,揭示了贵无论玄学的基本特征。“以无为本”开辟了一种不同于两汉时期的神学目的论的新的天人之学,属于更高层次的哲学本体论,但是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却多半从虚无玄远的抽象思辨的角度着眼,很少去深入挖掘这个命题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尤其是那种热情奔放的时代精神。王晓毅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这本书,抓住正始之音这个汉晋之际文化思潮巨变的枢纽和转折点,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对知识分子群体及其性格、身世、心理的研究,把握住那个特定社会环境所洋溢的精神力量,以此为基础联系到整个新文化潮流,突出了正始玄学的时代精神。作者的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一本难得的写活了的好书。     

鲁迅家世兴衰的历史原因

据近人编的《绍兴县志资料》载,鲁迅的一世祖周逸斋是明朝正德年间始迁居绍兴府城竹园桥南的。周作人曾说,他的这一世祖“一家当初或者是务农的”,“工也未始不可以。”周逸斋的两个儿子周寿一、周寿二,也即周家的第二代,大概以经商为主要职业。周家的第三代祖宗周子信、第四代祖宗周怀、第五代祖宗周绳祖干什么,目前无史料可考。第六代祖宗周     

论政治神话及有关政治范式的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一

一、对政治神话的初步认识大概没有比“政治”一词更为人所习用不察了。“政治”的含义很多,我们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说明它。就实质而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反映了各社会集团(或阶级)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形式而言,政治是一种治理的艺术,或说是关于利益共同体的整合的艺术。在后一意义上,杰克·普拉诺将政治概称为“以社会权威的名义为社会制定和实施决定的人类活动”。中国传统的“政治”(或曰“政”、“治”)就是从这方面定义的。     

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在两汉以后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在两汉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的三个学派“浑天说”、“宣夜说”和“盖天说”的基本理论都臻完备,奠定了中国宇宙结构理论的坚实基础。在两汉以后漫长的历史中,“浑天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赤道坐标系为特征的天体观测和计算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中,占居主导的和优越的地位。     

论新阶段领导决策的优化

在现代社会 ,决策贯穿于一切领导和管理活动的始终 ,领导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兴衰。在新的历史时期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优化领导决策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优化领导决策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 ,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以“三个有利于”这一新的判断是非标准来调整生产关系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 ;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大锅饭”…     

实行“一国两制”条件下企业职工思想教育初探

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之后，国内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上、社会人文上，都将对内地的发展变化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人们思想观念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为加强职工思想教育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一、独特的制度，加速了国人对香港社会的了储，为我们加强职工思想教育开拓了新领域“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确保香港长久繁荣的伟大构想。实行“一国两制”增加了两种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内容，…     

经济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这个问题要从经济学研究对象谈起。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一直认为应是生产关系,并以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后来注意到马恩的观点也是发展的。无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资本论》的初版序言来说,或者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二篇来说,实际都是说对象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见《序言》和《导言》),也就是“生产形式以及与它相关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见《初版序言》),或者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论》)。我在《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篇论文中论证了这个问题。我这种想法是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内容与形式总是辩证地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