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思想固然居于主导地位,但离开了道、佛两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儒与道是中国本土所固有,而佛教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它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的哲学思想构架起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儒、道、佛三足鼎立或者是儒、道、佛三家互补,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本文拟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儒、道、佛三家的纷争与融合中来考察中国的哲学思想演变,从宏观上阐明其基本构架的巨大变化。一 中国的哲学思想,大都以先秦诸子为其渊薮。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华严》不如艮”与宋明儒佛论争

隋唐佛教盛行,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意在尊儒辟佛。北宋理学兴起,诸儒相继阐扬《周易》性天之道以排佛教,周敦颐、程颐的一句闲谈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被后儒转相称述,这引起了好佛士人及僧人的很大不满,李纯甫、焦竑等人对周、程这句话多有非议,明末高僧莲池祩宏在其著述里更是多次予以驳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佛既相互融合又相互论争,《华严》不如艮是了解宋明儒佛论争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透过《华严》不如艮话语的争论,我们看到不论是好儒者的过度自夸,还是好佛者的反唇相讥,双方基本上都有君子风度,都没有把对方骂得一无是处,这显示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及其争也君子的文明雅度。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即便是争吵,其中也透露出中国文化可爱与幽默的品格,这对宗教文化多元的当今世界如何实现和谐共处也很有启发意义。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陈贝斌一、绪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但推动了组织性道教的成立,而且导致了主流文化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形态变迁：由先秦以来的非宗教人文向宗教人文的演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伦理人文...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

敦煌曲子词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多注意它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关系，而且从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证实它为西北本土作品，较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也忽略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复杂关系。今存敦煌曲子词写本中既有唐昭宗李晔与李嗣周、韩建君臣的唱和之作，还有花间词人温庭筠和欧阳炯的作品。《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所反映的内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画的形象都可说明它们是中原文人的词作。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四十五个，其中三十八个即为盛唐京都教坊习用的曲名。敦煌曲子词很大部分的词调来自中原的事实，更有力的说明了这唐五代早期的新体音乐文学形式——曲子词绝非敦煌的特产。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使中原的新体文学形式即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因子。此种文化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河西地区燕乐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敦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神奇沃土，它不仅始终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保持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步发展。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而且绝大部分是现中原不存有的早期词作，因此可谓弥足珍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儒、佛、道三家都强调从意义关系入手 ,主体可以理解和把握自然 ;都重视经验中的情感体验成分 ,注重感受的本真性 ;都承认由自我到他人、由意识到行为以及由有限到无限的自然过渡。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 ,是培育人文精神的宝贵资源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敦煌艺术精神与近年河西小说

敦煌艺术,以其宏丽繁富之美,以其宗教的神秘感和生命的永恒激情震惊了世界。任何灿烂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在单元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它必然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凝聚、升华。敦煌艺术亦是如此。它的形成有其时代社会的原因。汉魏之际,东西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这里交会撞击:印度的佛教传到这里,随着佛教的输入,西亚文化,希腊罗马等欧罗巴的文化也传到这里。而中原战乱又使大批士子逃难于此,将中原儒文化精神连同许多典籍带到这里,东西方文化与当地各民族文化交汇融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从儒释互动视角看契嵩禅师对文中子的评价

宋代佛门大德自主推进的儒释互动,有两个基本支撑点:一是认为佛教主要用于治心,坚持佛教之道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心性论具有优越性;二是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冲突,承认儒家具有安定社会和维持秩序的功能。文中子王通是隋朝大儒,对中晚唐尤其是宋代的儒家有着深远影响,契嵩禅师称赞文中子为"孔子之亚"和"孔子之嗣"可以从儒释互动视角中得到理解。契嵩禅师高度评价王通,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文中子只是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但不反对佛教,而且承认佛的圣人地位;二是文中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救世之策。     

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

安徽地域文化有三大板块,即皖北道家文化、皖南儒家文化和皖中佛教文化。儒佛道在安徽地域的这种分布特征为三者之间的交融创造了天然的便利条件。由于儒佛道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故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化基本特征和历史走势的一个缩影。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分期及其思想特点

中国传统学术史从内容上看,它们概括和总结的历史学术思想及其源流属于以儒学为主体,儒、佛、道诸家兼综的传统文化范畴;形式上,它基本采取“寓论于史”的实证方法,并体现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编纂体例。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它有三大特点:一是立足现实的经世思想。二是争立学术正宗的“道统”意识。三是注重历史反思的批判精神。     

佛教在藏地与汉地本土化历史之再考察

由于汉、藏本土文化的内容结构使然,传入两地的大乘佛教在与本地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出现"由苯入佛,融苯归佛,反客为主"和"由儒入佛,融佛归儒,客随主便"的不同结果。藏传佛教强调佛教的出世关切,经历了从苯教安乐地界、苦难地界、天神境界到佛教密宗的即身成佛再到显宗的三士道的转换过程,可概括为素朴的神秘境域与精巧的超验形上学。汉地佛教则注重佛教的现实关怀,经历了从禅宗到宋明道学再到人间佛教以至居士化佛教的演变轨迹,可称为祛魅化过程和脱脂化现象。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