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内忧外患"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特征在于:家族掌握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并世袭,家族企业内部实行权威型决策机制与A型信息传递体制,家族式的经营无激励制度,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行以关系为基础的二元雇佣制激励制度。东亚家族企业制度有利有弊,在促进家族企业及东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带来许多问题,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家族企业亟须改革。     

东亚家族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形成的制度分析

东亚家族企业所有权安排是对历史路径依赖因素和现存经济制度约束的一种制度适应。家族所有权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儒家文化之间是制度互补的,与较差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之间是单向替代的,选择家族所有权是对这些制度约束的一种制度适应,其背后有降低经济成本的经济意义。     

中国转型初期企业制度与地方经济发展

大量文献对中国转型初期企业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多数文献认为地方政府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制度才是有效的,也有文献认为私人产权的企业制度有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温州和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表明了在一定的区域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中所有权结构属于私人产权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虽然面临着较强的政治约束,但在中国转型初期就已经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地方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而不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特例。     

也谈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后,由于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也就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客观条件。它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     

对两权分离改革范式的十大实证性批判

两权分离改革范式的根本错误 ,不仅在于理论上缺乏行为分析性 ,更在于在实践中所引发的众多难题 :颠倒了自然人产权奠定法人产权的历史关系 ;没有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的核心问题 ;延误了我国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与全面成长的历史机遇 ;违背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基本趋势 ;没有彻底触动政治体制 ;没有解决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增大了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交易费用 ,没有解决国企企业家成长的制度问题 ;导致经济发展中短期化行为放大 ;社会资产缺乏理性投向。两权分离改革范式导致中国至今的经济改革走样 ,给经济发展带来现实与潜在的巨大危机与困难     

中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各国的实践证明，任何形式的法律体系与监管制度都无法消除单个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困境的可能性。鉴于金融机构本身具有的脆弱性与传导性以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破产的很多环节与一般企业的破产环节有所不同，在全面采取预防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措施的同时，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已刻不容缓。     

繁华背后的隐忧——制度、文化与理性人冲击下的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

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已得到广泛开展,项目成果也获得积极宣传,但项目背后的实施困境却不被关注。以一项国家级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为例,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探索出一个解释实施困境的"制度—文化—行为"模型,发现制度冲突、文化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行为选择是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制度上,教育制度和创新教育项目之间存在二元合法性冲突,前者产生的强大作用力会抵消后者作用力;在文化上,激烈的高考竞争使得科举以来的应试文化得以延续,强大的应试文化使相关群体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认同心理;在行为上,个体和组织都会依据所处的制度和文化做出基于利益的理性行为选择,同时组织的行为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此外,根据设计的"制度、文化—组织行为"二维坐标系,发现创新教育项目设想的实施情形很难存在,由当下的"现实情形"转向"理想情形"仍任重道远。     

20世纪大陆法系所有权法理论的特征及走向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德国法学家以历史法学给予近代所有权理论的合理性,把权利作为个人的意识力,确立排他的和绝对的所有权;在《德国民法典》中,以所有者的意识确立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所有权。其后德国法学家又以自然法理论,历史法学探求私的所有权限制的合理性,至20世纪中叶,德国宪法中规定了对所有权的保障和限制,带来了所有权理论的跨越。     

中日家族企业权威传承比较研究

权威传承对家族企业的交接班至关重要。本文梳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权威理论，并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和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制度的历史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在两权分离之前，财产所有权权威是权威的基础，如果能同时拥有能力权威和个人权威，将会巩固继任者的职位权威；两权分离是消除所有权平等继承对管理权继承牵制作用的有效途径。此时个人权威中的传统权威逐步被法理型权威替代，能力权威与魅力型权威成为继任者巩固职位权威的关键。     

土地资源及其所有权的法哲学思考

土地资源是各种资源之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占有和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就成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既然土地是自然之物,那么,个人和群体对它的占有和使用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一种权利以及应该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权利呢?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土地应该属于全人类,个人和群体不应享有对土地的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土地资源的特点也使得人们不可能开发和享有土地的所有资源.因此,对于土地,在总体上应实行公有私用原则.历史上的土地往往实行多级所有制,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每一级所有的方式和内容都是有区别的.合理的土地制度应是公有前提下的适当私有.中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度是总体上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企事业单位、家庭负责经营,这一状况基本符合土地的性质,即公有私用或多级所有的原理,因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当前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