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鲁迅对小说写作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从“不相信‘小说作法’”谈起

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创作实践上,而且表现在理论建树上,其中,关于“不相信‘小说作法’”的论断,对于小说写作在理论上就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这个论断,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小说作法”,另一方面,从侧面揭示了学习小说写作的基本规     

鲁迅小说人物的性格四维结构

一 1929年七月鲁迅为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了《小引》,指出小说描写主角“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又说:“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     

论鲁迅小说的叙述角度

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在近现代东西文化碰撞交汇的背景下,经过晚清民初的酝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的蜕变而基本完成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蓬筚蓝缕的开     

“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中学作文教学探赜索隐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毫无疑义,确实俗话不俗。只是这所进之“门”,必须是不二法门之“门”,学生方能个人“修行”而登堂入室;如果是左道旁门之“门”,学生即使怎样的个人“修行”,而欲登堂入室,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鲁迅认为“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的“腰包”的,因而主张“多看大作家的作品”“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逻辑矛盾、辩证矛盾还是拟似矛盾？——摘揭“逻辑皇冠”的明珠

逻辑派‘谎者”“理发师”和“（韩非）矛陷盾”论题,同犯隐蔽的矛盾谬误。当被揭发后,“千古之谜’简明消解了,三者均可简化为明显的矛盾“P而非P’,四者均可称为“自我否定指涉”。当我们更进一步揭发‘谎者”随后又犯“复合命题’谬误,指出‘谎者”只是“拟似真矛盾”,更能超越逻辑派而直面辩证派的“辩证矛盾（真矛盾）”,更彻底地消解了它。辩证派的“亦此亦彼’论题否证逻辑派的“不矛盾”律。     

通俗抑或消遣——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命名的探讨

学界所指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其主流是从清末民初产生蔓延整个民国时期,其称呼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和"中国现代消遣小说"。前五种称谓都不够科学、不够合理。而从这类小说消遣娱乐的核心特征、自己的主张和新文学对其的批判来看,"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命名相对而言最为科学、合理。     

问题小说派初探

如果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比作一曲气势磅薄的交响乐，那么，问题小说派则是这乐章的序曲．所谓问题小说，即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凡“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1]翻开人类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或课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宽泛地说，凡是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均可纳入“问题小徽．不过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小说有其独特的含义．它是“五四”时代启蒙思潮的产儿，“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和初步入世的青年学生的社会热情和人生思…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入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     

寻找与背离：寻根派小说论

寻根派小说作为最近几十年以来惟一自觉的小说流派 ,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点。寻根派小说纠结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 ,暧昧的传统特色与模糊的现代特征导致了寻根派小说具备着罗杰·福勒所说的“文本间性”的特征 ;寻找与背离 ,是寻根派小说的文本品性。     

也谈“学不可以已”中的“可以”

关于《荀子·劝学》“学不可以已”中的“可以”,有同志认为“‘以’在这里成为难点,一是由于‘可’和‘以’连用,容易与现代汉语中的‘可以’混同起来,二是由于‘以’字后边有省略成分,不把省略成分补出来,信口讲为‘学习不可以停止’,和文义是不符的.”“‘学不可以巳’中的‘可以’,‘可’可译为‘可以’;‘以’,是介词,可译为‘因’,‘以’字后边省略了‘之’字,这个‘之’字,可指代‘任何情况’或‘任何缘故’等。全句可译为‘学习不可以因为任何缘故而停止。’”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论“社会剖析派”小说的艺术特征

社会剖析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茅盾、吴组缃、沙丁、艾芜等人是其代表作家。 “社会剖析派”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形成了独特统一的艺术风格。其作品主题具有时代性和重大性,结构布 局宏大繁复,注重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社会剖析派”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文章将结合“社会刹析派”具体作家作品和相关史料对其艺术成就进行简要分析。     

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与小说前言作者何磊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一九七三年出版现在仍继续发行的《三国演义》前言中,对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作了错误的否定的评价,认为“《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传‘忠’、‘义’等。”这种对《三国演义》主要思想意义的评价是很值得商榷的。     

自信的“解构”与迷失的“建构”——对早期新感觉派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再解读

刘呐鸥开“新感觉派”小说风气之先,《都市风景线》策略性地解构了“爱情乌托邦”和“乡土乌托邦”的流行话语,揭示了“乡土中国”和“海派中国”的差异幻象;他对都市现代空间的悖论性书写表明小说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隐含的进步趋向,这对于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建设性意义。     

遵义会议中的王稼祥

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期间,他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讲起时”大家才知道。就连和他在一块生活了30多年的朱仲丽(他的爱人)同志也是这时候才知道这件事。 王稼祥自1930年8月由苏联回国后,次年3月便同任弼时等同志一起作为中央代表派往江西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他“曾经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但当“左”倾领导人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批判“四人帮”虚构“儒法斗争史”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影射史学,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虚构出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疯狂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反动逻辑是:历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儒家都是复辟派,法家都是反复辟派,以此影射攻击     

法律逻辑视阈下的“禁止”和“允许”

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不禁止P’等于‘允许P”’不能证明“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涉及的是全部行为（P和非P）,而“‘不禁止P’等于‘允许P”’只涉及部分行为（P）,非P中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必然不是法律禁止的,但也不能逻辑地推出就是法律允许的。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人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鸭的喜剧》,就是《呐喊》中别具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