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音”的演进——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之四声存废论争

明清以降的古音学者以“体用之辨”的眼光看待四声，将其视作天然古音掺杂后世人为元素后愈行愈下的退化表现。而随着西方语言观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言文一致的文字拼音化改革，四声在新的知识范式下获得重视。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废除注音字母中四声符号的意见，不过主流的国语运动最终把四声确定为具有中国特性的代表元素。国语派知识分子提出国语罗马字方案，要求在新式中国拼音文字上用专门字母标识四声。这一做法在1930年代遭到左翼文化人的反对。左翼文字改革者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要求废除拼音文字字形中的四声。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语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占据上风，拉丁化派也开始向国语派的立场靠拢。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者最终回到了民国初年注音符号的立场。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中四声存废论争呈现出学理背后不同政治文化在文字场域的复杂竞争样态。     

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

和陶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这种现象不仅证明陶渊明的影响巨大 ,而且表明后代的文人对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陶并不是一种很能表现创作才能的文学活动 ,其价值主要不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成就 ,而在于这种文学活动的文化意蕴。在研究了大量的和陶诗之后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 :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 ,对节操的坚守 ,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真实的陶渊明也许并不很单一 ,我们不能排除后人对他的认识有理想化的成分 ,而这正是符号的特点。至于和陶的人 ,多数未能达到陶渊明那样的人生境界 ,有的只不过是借以自我标榜而已。陶渊明不断地被追和 ,说明这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中不断地重复、强化。研究和陶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切入口。     

第一部四声谱——《周词订律》探论

杨易霖《周词订律》是民国年间编成的一部特点鲜明、成就突出的著作.是书以《彊村丛书》本《片玉集》为底本,参以诸本补选、校勘,订正字词与分片,又每于周词后附录他人"继声词"以作对照;创制了一套四声图式符号,于书中诸词一一严辨四声;不同于前人以文字标注句读,而以顿号表示"读"、以句号表示"句",详考句读.杨氏以醒目易记的图式符号,创为别具一格的体例,体现了他在词的四声、句法等方面既继承又超越明清词谱学家优秀成果的努力.《周词订律》第一次真正完成了四声谱的创制,是周邦彦词集传播史上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词律与周邦彦词的可贵样本.     

符号的幽灵——符号唯心主义批判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未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走向终结,反而获得了长足发展,促使其得以发展的重要缘由就在于其发展方式的嬗变和矛盾焦点的转移.即从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社会转向一个由符号及其符号体系所控制的消费社会.这种转向一方面导致了符号不仅反客为主地完成对人的宰制与反控,而且实现了对人的社会区隔和身份建构,另一方面则使人从迷恋于"物的功能消费"转向了钟情于"物的符号消费",从而导致了对人身心的双重规训且使人陷溺其中而不自觉的符码统治.这种符码统治不但加深了人们日遭剥削的历史命运,成为人们身心发展的严重桎梏,而且从根本上助长了异化逻辑的愈鹜愈远、大行其道.惟有重返符号得以发生的原发生命的意义机制,回归到身体符号系统,才能有望步出愈演愈烈"符号唯心主义"的囚笼,从而实现人之完整生命的身体关怀.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平议

20世纪出现了各种文学批评理论.这些理论对我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创作者甚至高等院校的学生都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文学欣赏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些理论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论进行简明的论述,使我们对这些理论有进一步的了解,看到每一种理论的可取之处和错误之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达到洋为中用,从而进一步了解文学评论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     

释子的梵呗转读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

梵呗、转读对中国音韵之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转读与四声的发现有密切关系。沈约等人把四声理论运用于诗歌创作,提出著名的声律理论。发展至唐初,产生了齐梁体格,完成了从古诗到近体诗的过渡。近体诗的发展与胡乐也有关系。中国古诗历来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这是格律诗声律理论的民族文化基础。     

六朝"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中的言意观

文学创作中的言意问题在六朝时提出并受到极大的关注,并不偶然.一方面,魏晋玄学言意思想为其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和广泛的内容;另一方面,六朝文学创作的繁荣为文学全面深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提出了必然要求.文论在吸收哲学思想的同时,根据文学自身性质,使言意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论题.文论家深刻认识到文学创作中的言不尽意现象,但没有从形而上的理论层次去论证言能否达意的问题,而是立足于创作经验,讨论创作中言意紧密结合的思维状态、言意活动的顺滞状态、语言在构思和传达中的"机枢"作用以及言不尽意的原因等,并且从言不尽意的困苦体验中跳出,逐渐开拓出超越筌蹄的审美路线.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明代理学与江西文学--以汤显祖为例

明代的理学家中,江西人吴与弼、胡居仁、罗钦顺、何心隐等人,都是闻名当世、影响后代的姣姣者.阳明的心学首倡和发展,也是在江西.理学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会影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明代江西文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     

消费社会的身体文化

消费社会的理论认为,消费品或者消费行为本身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对身份感都是具有作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日益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一语境下,身体成为一个新的神话,身体地位成为一种文化表征.作为最美丽的消费品,女性身体在这一消费浪潮中就更突显其符号价值.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意识

创造意识是基于人的主体觉醒而勃兴的一种现代理念,在现代中国,它最先被敏锐的知识分子所感知并用于文学创作。创造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也是现代文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姿态。正是基于强烈的创造意识,使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创新品格,在突破传统文学桎梏的同时,并赋予其现代品质。正是在文学创作的带动下,创造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伦理,开启了现代中国以追求创造为鹄的新时代。     

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的符号消费本质及价值体现——以羌族为例

旅游商品市场发展的滞后成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发者没有认识到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的符号消费本质及其符号价值.文章基于符号学理论,从旅游者动机、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的符号系统、象征交换三个方面,以羌族文化旅游商品开发为例,对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的符号消费本质及其符号价值体现进行了探讨.只有以符号开发为工具,以民族文化为资源基础,才能使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真正发展.     

东方社会理论的现代化本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东方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列宁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十月革命,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模式,成为东方社会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并使其发展到新阶段.十月革命的示范,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过程.     

论对立的环境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文学主体性问题的一个角度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人既然不是"孤立的" "寓言式的抽象品",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也就不会是纯粹的思辨哲学的一个抽象的命题,而是与人置身其中的实践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诸多环境因素中,哪些性质的环境因素对文学创作有着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这是考察文学主体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角度.本文着重从对立的环境因素("逆境")主论,至于主体对环境的一般关系,存而不议.对立的环境与创作主体的情感积淀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探视文学的一种尝试:读周宪的<<超越文学>>

在后现代“当下哲学”的包围之中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问题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然而 ,重建的基点何在 ?周宪的《超越文学》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理论视角 ,这就是反思和批判的文化视角。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文学也许并不全面 ,但是 ,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却使它成为必然和可能 ,正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 ,以具体的文学——文本实践为理论支撑 ,遵循文学创作的自律性特点 ,本书透视了文学作为一种形而上文化哲学所具有的特质 ,从而构建了一个品评文学的理论视角     

"天生人成"与道德叙事——论荀子叙事观的理论旨归

中国的叙事理论形成于先秦时期。作为集百家大成的荀子,他的叙事理论生发于天生人成的基本原则之中,其征圣、宗经、明道的理论观点以及在《成相》与《赋》的文学创作中,无不透射出道德叙事的特点,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

日本唯美主义大家佐藤春夫与郁迭夫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交往甚笃;一方面郁达夫在接受佐藤春夫影响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变异和转化,使其成为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