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现阶段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趋于民工的保留工资。考察这种现象,本文认为,主流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的研究忽略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在考虑到劳动者存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情形下,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出现一个拐点,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同时,就拐点后的这段劳动供给曲线而言,当劳动需求不足时,劳动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失衡。文章分析了这一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现状进行了实证。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

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二是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本文对这两个现象做出了统一的解释,其基本逻辑是,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其含义是,劳动力流动不仅提高了总体的经济效率,而且可能是一种“帕雷托改进”。经验检验也支持了劳动力流入对工资增长的正效应。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经验分析

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成人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进行了经验分析。分解结果表明,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职业内的工资差异引起的,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是造成男女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通过对本地和外来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和报酬的研究,本文揭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歧视,是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的产物。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59%是由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的,41%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引起。且工资差异的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的。     

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Neumark方法的分解

国内有关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研究着重强调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作用,而忽视了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Neumark分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由个体特征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占71.47%,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所引起的工资差异占17.53%,而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11.00%。因此,只有综合考虑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作用,才能准确地估计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所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古、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关于两极分化的认识与思考

两极分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实.正视这一现实,全面认识其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影响,找出消除两极分化的对策,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论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有关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性质也一直是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是在于劳动收入差距最终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劳动收入差距的状态相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完全可能截然不同。劳动收入差距包括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不同原因、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不同条件、不同环节、不同因素、不同特征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性质上会有差别,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别。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的复杂性,进而制定合理的劳动收入调节政策,努力实现分配公平和效率提升的目标。     

“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探讨——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视角的比较分析

"民工荒"现象引发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古典刘易斯理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基于总量和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古典刘易斯理论所揭示的城乡部门工资增长模式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存在。相反,城乡两部门的工资增长趋势却与新古典理论模型的预测相一致,是一个持续和协调增加的过程。另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力省际迁移是对期望收益和当地就业机会做出的反应,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论二元劳动力市场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制度困境

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制度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鲜明地体现在农民工为主要特征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但在中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人力资本却因为传统市场用人制度的惯性影响无法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仅仅表现为经济收入的绝对提高和参照群体的相对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知识性人力资本的失灵.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质性需求导致了对技能性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的青睐.正是由于技能性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原因,使得农民工体制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用越来越强.     

对两极分化的深层思考

两极分化同社会制度、收入差距扩大等相关概念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他是私有经济制度的产物 ,是富裕阶层同贫困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到极端严重状态的经济现象。运用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对特定社会的两极分化状态进行判断 ,结果认定 :我国当前并未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领域分化后的道德寓所——兼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原则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现在正处于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社会的一体性决定了它的制度是“权制”的,它的治理模式是“权治”的,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工业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特别是领域的分化,把道德主要限制在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私人领域也要求道德的支持,但是,自利的追求往往把道德置于客观结果的位置上。至于公共领域,则是一个非道德的领域。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领域的融合,从而为普适性道德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在道德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的设计提供了契机。     

黑客行为与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是指对不同社会危害的行为及不同人格危险的行为者 ,分别采取“重极”和“轻极”政策。根据黑客文化与心理成因 ,黑客可以分为两大群体 :危险型黑客群和温和型黑客群。对危险型黑客群 ,应采取重极政策 :扩大抽象危险犯、增加单位犯罪、增设禁网资格刑、设立网络累犯 ;对温和型黑客群 ,应采取轻极政策 :谨慎设置犯罪圈、限定责任年龄、推行社区处遇以替代监禁刑。     

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发展自文化多元主义,它要求主流社会承认民族及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支持“政治正确”,确保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文化同主流文化的平等地位,进而主张对他们进行倾斜性照顾,并鼓励其以群体身份来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扩张,保守主义思想家不得不对其进行反击,双方在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同时,民主党出于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原因,与多元文化主义结成了联盟,同样由于理念和利益,共和党则对多元文化主义予以强烈反对,两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冲击、消解了美国的政治共识,挑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三重理路,多元文化主义引发并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限制及民主党的反击使美国的政治极化更加严重。从短期来看,美国的政治极化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从长期来看,美国政治极化如能化解,也将经历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试析当代中国利益分化合理性的内涵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利益分化既要有一个合理的“度”,更要建立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而还必须是有序的。唯有如此,才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才是合乎时代需要的合理的利益分化。      

透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极分化的实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贫富分化的动态演化过程

本文改进了Galor和Zeira关于收入分配的经典模型。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中心对贫富分化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发现许多因素都会通过影响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而影响贫富分化。政府采取控制人口增长、控制基本生活费和基本医疗费、控制教育收费、完善信贷市场并为个人接受教育提供低利率的信用贷款支持等举措,可以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为青少年提供基本生活费和基本医疗费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达到减少贫困人口比率的目的。这一理论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现实的贫富分化问题,而且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工具遏制贫富分化指明了方向。     

制度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分化与融合

作为社会学学科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制度历来为社会学家所重视,并业已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现存制度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两种明显的分化:一为偏重制度研究的客观面相,即强调它在对个人行为的强制、约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二为倾向制度研究的主观面相,认为制度是社会建构的、惯例的再生产程序和规则系统,强调认知过程在制度研究中的作用.这种分化严重割裂了对制度认识的统一性,使制度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为了消解这种分化状态,本文受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当代许多社会学家对制度研究的启发,尝试用"制度二重性"来取代制度的主客二元对立,将制度的主观和客观面相有机结合而展开研究,以求科学地认识制度.     

全球贫富分化与国际道义探析

本文从道义、国际道义的定义开始，回顾了对国际道义探索的历程．阐述了全球化时代的贫富分化、南北差距、全球再分配及其道义问题，并对国际范围内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现象进行了追根溯源。最后论证了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是国际道叉的需要，也是发达国家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