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的“儒法分野”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分别采取"法古"与"变古"的不同历史观,提出了"礼治"与"法治"的不同政治法律替代方案,选择了"德"与"刑"的不同治理手段,进而在形成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儒法分野"的同时,也型塑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迁的基本脉络。     

奥斯丁分析法学中的法治养源——另一种视角的分析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和“‘应然法’与‘实然法’分野论”虽然有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仍有可汲取的法治养源。有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有利于以道德标准否定法的效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者缺一不可。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中西老年保障的政治基础比较及其家庭文化根源探究

中国与西方的老年保障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差异。中国的政治具有久远的礼治政治传统,家长政治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的重要属性。中国的老年人在礼制政治中居于特权的一级,并在家长政治中担任"统治者"的角色。西方的政治具有久远的法治政治传统,公民政治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政治的重要属性。西方的老年人在政治体制中并没有明显的特权地位。中西老年保障的政治基础差异,可以从中国的家庭人文化与西方的社会人文化的分野中找到根源。     

论董仲舒的"礼治"思想

董仲舒吸收融合了新道家、新法家等诸子的礼治思想 ,以孔、孟的儒学为核心 ,形成了以仁德为本 ,以礼治为主 ,兼容阴阳五行学说 ,倡导“三纲五常” ,礼主法辅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仁德论、教化论、“天人感应”论和“三纲五常”论四部分。     

孔子礼治思想评析

<正> 一、礼治与法治古代的法治与现代和人治相对立的法治不同,仅仅是与德治相对立的概念。而春秋时代孔子所主张的礼治,是包含着法治与德治两方面内容,并以德治为最高准则的政治思想。也就是说礼的概念涵盖着法的概念,礼治是比法治更高一层次的思想范畴。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追述一下礼的起源。     

现代社会的失范和规范的重建

失范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本文对社会失范的含义、导致社会失范的原因以及如何走出失范、实现规范的重建作了分析和论述。社会失范主要是指社会缺乏明确一致的规范或是社会规范本身缺乏合法性和权威性。导致现代社会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传统价值的失落。针对社会失范的原因,文章认为,现代社会要走出失范不仅需要法治,还需要德治和礼治。     

天命之下的德治与礼治——关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古代国家更迭的历史过程中,统治者们都为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作出了努力。本文从合法性的视角,对古代中国统治者如何寻求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方式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统治者所宣称的天命授之,也不在于统治者为自己的执政所制订的法律依据,而是在于民众是否真正认同。君主只有通过＂德治＂、＂礼治＂才能有效地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其中的＂德治＂更成为统治者们构建合法性的关键。     

管仲与韩非法治思想比较研究

管仲在齐国任相期间,最先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他将法治、礼治及其发展经济与富民的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韩非则完全摈弃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严苛重法,把法家的法治理论推向极端。本文对管仲、韩非二人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对现代法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