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探析《中庸》“中”论体系的建构

"中"是<中庸>一书中的核心范畴,本文试探讨"中"范畴体系形成的内在结构,从而进一步理清"中"范畴在<中庸>一书中展开的逻辑线索.     

《大正藏》断句首创与致误条陈--以《出曜经》为例

<大正新修大藏经>首创大藏断句之例,有便研读,但断句时有失误.本文以这一问题比较典型、语言研究价值较高的<出曜经>为例,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条目,按"不明词义"、"不明语法关系"、"不明句式"等致误原因分类条陈,在分析具体致误原因后加以纠正,然后总结给古籍文献断句的方法和技巧.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论《老子》《庄子》中"自然无为"观点的差异

"自然无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老子>与<庄子>中虽都讲"自然无为",但却在大体一致之中表现出了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道家"自然无为"这一思想,也更能体会<老子>、<庄子>的思想特色,以及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演变.     

《性自命出》篇心性论大不同于《中庸》说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心理心和<中庸>"至诚"本心不同,其气性论和<中庸>"德性"论也不同.从心性论角度看,<性自命出>篇不属于思孟一派,更接近荀子.或可说它介于孔子和荀子之间,为<荀子>心性论的渊源之一环节.     

古代戏剧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论赵逵夫先生的《公莫舞》研究

文章论述了赵逵夫先生<公莫舞>研究的贡献.<公莫舞>最早见于<宋书·乐志>,但十分难读,历来说者不一.赵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原作文本进行校释整理和对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发掘考辨,科学地论证了这是全篇为代言体的西汉时期的歌舞剧脚本,并根据演出情况分为三场,又发现了武威出土的<公莫舞>演出写真画,把<公莫舞>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楚辞小史》论纲

楚辞是从楚国早期原始宗教习俗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离骚>的创作极有可能是屈原在经历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巫术降神活动之后,再经过艺术构思写成的.<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作品大都出于屈原门生弟子或崇拜者之手.宋玉的<九辩>实现了楚辞主题的转换.其<高唐>、<神女>诸赋则奠定了汉赋散文化的基础.而汉初的郊庙歌辞亦源于汉乐府及其对楚辞的承传.     

帛书易传《要》篇透露出的卦气知识及其成书年代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益之为封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一语,与汉易卦气六日七分说图式之损、益两卦所处的节气位序正相吻合,这表明帛书作者已具备汉易卦气知识。据传世文献看,二十四气的确立不会早于秦汉之间,汉易卦气说之形成当在汉初,故帛书《要》篇的成书,不会早于西汉之初。     

帛《易》源流蠡测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简牍帛书与文献的传播

许多起简牍、帛书的重大考古发现 ,足以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修正过去人们对古文献传播方式的观点。《周易》、《诗经》、《孙武兵法》等典籍的出土 ,结合某种文本自身存在的内证 ,以及其他文献的记载 ,我们可以认识到古文献流传的两种根本方式 :一是静态的 ,被埋入地下的文献出土了 ;二是动态的 ,在人间流传的文献 ,后来出现了差异。现在是建立科学文献学的时候了。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古佚书整理与谶纬辑佚和研究

古籍佚文可分为今存书佚文和古佚书佚文。古籍整理工作中应重视古佚书佚文的整理。对古佚书佚文中的谶纬文献进行整理,应包括确定主据本和参考本、缀合与剔重、核校原始出处、补充佚文、点校注译等工作程序。而对谶纬文献进行研究,则应注意谶纬文献产生流传史、谶纬与经学的关系、谶纬与上古文化的关系、谶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西汉"除挟书律"的历史意义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它正式废止了西周以来延续了七八百年的官书垄断 传统,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 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 众传播的明确观念。     

《仪礼古今文疏义》引书考

《仪礼古今文疏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目前尚无整理本和较好的研究。本文在校理全书的基础上,介绍了《仪礼古今文疏义》的成书过程,并分类研究其引用古籍的情况,提出清代学者引用古籍的理念和现代人有差别,清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应考虑到这种学术范式的差异。可为将来进一步的清代经学和礼学文献的微观研究打下基础,藉此对当代古籍整理范式作一个反思。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的性质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经法》等四篇是否就是《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所著录而又早已亡佚的《黄帝四经》,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从古书流传的角度看,马王堆帛书《黄帝书》非《汉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关于其是与不是的论证皆有可商。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