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作为寄寓之道的自然审美

寄寓是苏轼对人生在世状态的思考。从空间维度上,他提出“吾生如寄耳”,人只是寄寓天地间,一生漂泊;从时间维度上,他提出“人间如梦”,人生如同一场梦境,转瞬即逝。不过,他并未沉沦,而是通过自然审美生发出寄寓之道——齐同“寄”与“归”,认山水最佳处为家;齐同“梦”与“觉”,化如梦人生为审美人生。苏轼的自然审美不是以自己作为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主客对立式观照,而是生发出注重自在自得的“寓意于物”的这种自然审美模式。从寄寓之道的角度探讨苏轼的自然审美,能够使自然审美超越审美对象的意义而获得生存哲学的意义,从而深化当代自然美学。     

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

追求“闲”、“空”之趣是中国传统自然诗的一般特征，陶渊明和王维是典范作家。但由于王维深受禅宗义理的影响，其“闲”、“空”之趣的生成方式较陶渊明还是有所不同。其一，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审美观照方面，王维突玻了陶渊明“非A即B”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由“非A非B”到“即A即B”的模式。其二，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王维诗歌也一改陶诗的“去俗”之趣，以“合俗”的姿态来对待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而表达一种“不言言”、“不物物”的真意。     

鲁迅与林语堂第二次“疏离”之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和林语堂两次“相得”和两次“疏离”的文章中,大多对其第一次“疏离”经过作了详尽的阐述,而对其第二次“疏离”,则多从他们对政治和艺术追求的差异进行分析,而绝无涉及“疏离”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直接原因。笔者根据陈望道的回忆、鲁迅日记以及他们当时交往的史实进行考证,认为其第二次“疏离”是在1934年9月13日曹聚仁招饮的家宴上。     

“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解释向度

在实践生存论的维度上,“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解放的人”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要素,本质上构成马克思对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存论的主体核心。“人的解放”是“解放的人”的价值旨归,指引无产阶级完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就要求划定“解放的人”的概念边界,厘清何者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回复无产阶级以人的本质确立无产阶级关于“人的解放”的使命所在和社会目标,阐明“解放的人”和“人的解放”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和现实依据,最终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完全解放。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公共精神”的高阶形态:走向“大共同体时代”的生态正义信仰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实性的话题,而生态关怀所彰显的,则更是一种具有时代高度、且最能体现社会公共价值信念与追求的公共精神.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拟生态的,生态理性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态公共性精神与生态信念,理应成为现代人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生存与生活之价值观选择.关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学者们以往只是在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等关系维度上研究和辨析,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缺少了基础性的前提、根基和依托.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真实的公共精神信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人与自然及其生态环境的关系质态方面.这是属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信念所以可能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和最为直接的逻辑基础.由此,生态正义理念基础上生态公共性观念的形成与确立,无疑是当今处于深度迷茫与危机之境遇中的人类精神之自我拯救的最有效之途.     

论晚明“闲赏”生活美学意境的营构

晚明“闲赏”文化高度发达,文人们极为重视“闲赏”审美意境的营构,突出地表现在经由种种“长物”的存在,以及“物”与“我”的互动交感、“物”与“物”的相称相宜,开启出一种美学生活境界.其中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刻意疏离、抗拒“世俗世界”的士人的生命情调,以此作为避祸全身、修身养性的生命据点.然而,在追求精神超尘绝俗的同时,他们又留连于世俗享乐中无法自拔.清逸高旷意境的营构是晚明文人的理想,也可以视作他们对自身的一种精神规约.     

从“韩海苏潮”到“韩潮苏海”

韩愈、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各自构建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世界,他们以其博大和深邃奠定了自己在唐、宋文化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至赢得“韩潮”、“苏海”或“韩海”、“苏潮”之称。最早对此评价的是宋人李涂,他在其《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     

论苏轼的艺术美学思想

苏轼对艺术价值的看法,与其人生哲学相联系,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苏轼对审美享受的看法,一是强调“适意”,即在审美欣赏中审美客体的本质特征和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和谐一致,在审美创造中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和艺术表现的自由结合;二是主张“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其核心是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享受中的能动作用。苏轼强调艺术美与自然的统一,其所概括的统一形态主要有“常形之美”、“形神之美”、“常理之美”三种。苏轼强调“意”与自然的统一,并探讨了统一的过程,提出了“性与画会”及“境与意会”的见解。     

“大党独有难题”及中国共产党的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政党品格,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通往文明与政党双重意义上“可大可久之政治”的行动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于由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所构成的政党政治“基本域”,具体表现为“大党”规模治理难题、长期执政难题与代表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上面临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政党之“政”维度上需调节“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政党之“治”维度上则要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原则、价值、组织、制度等维度建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组织保证,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     

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述论

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述论董丛林一、兵戎层面；强弱比较与忧患御侮意识的生发所谓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是指其人通过对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地理上在东方，时人惯以“东洋”称之的日本也包括在内）的比较而获得的思想认识，包括对有关事物的优劣判定、价值选择...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

鲁迅研究中的“斯巴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的解析上：是“翻译”还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文体问题的讨论等。其中,关于《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理所当然构成了这些讨论的前提却又并没有解决。对此,文章提出一种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国民性”话语建构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便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梁启超和周树人为什么会把“斯巴达”作为新知和思想来传播,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斯巴达”,他们与周围及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斯巴达”话语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亦自然内包于新的观察维度之下并清晰呈现于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当中。     

“无为而治”解蔽

“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政治哲学,被视为消极遁世主义的思想、愚民之策与权谋之术而备受批判。“无为而治”源于“有为”政治无法避免的两类难题：理论上的智慧、信息与知识之难,实践上的价值取向、策略选择之难。“无为而治”绝非消极避世的不作为,而是在懂得政治之边界与限度前提下的“有为”,包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意在对政治精英提出劝诫。实现善治需因循从“有无为”、“为无为”到“无不为”理论逻辑。     

“双碳”目标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三维认知探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因公众生态实践的知而不行现象，深化公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认知故显必要。当前“双碳”目标下，从命题之知、能力之知、动力之知三个维度来探讨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认知，具体追问绿水青山何以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为何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三个问题，有助于公众形成对绿水青山的经济、文化以及内在价值等多元价值认知，掌握一般性生态实践知识并向专业性生态实践知识提升，激发以绿水青山为根本目的的生态实践动机，实现生态实践层面的知行合一，进而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苏轼的“韵”论

苏轼认为“韵”这一审美范畴的本质属性包括4个方面：一、具有超尘绝俗、萧散筒远的风致;二、具有余味无穷的言外之意;三、蕴涵有高雅的承平气象;四、以筒古澹泊的形式表现秾妍至味的内容.“韵”于文艺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一、“韵”是决定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流传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二、“韵”是区分“士人画”与“画工画”的重要分水岭.而作家要想创作出富有高韵的作品,必须有深厚广博的学识积淀和超尘脱俗、淡泊虚静的人品修养.     

苏轼的“诗画同异论”

陶文鹏先生的《苏轼诗词艺术论》对苏轼研究做了新的突破。在诗与画的关系上,得出苏轼“诗画同异论”,承认相互差别,符合艺术辩证法,与我们体味的苏轼“诗画并重论”基本一致;在关于苏轼自然山水专题上,作者有机地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系列,依据深层内在的逻辑,升华了苏轼独有的“自然诗观”的全方位构架,开辟了苏轼艺术研究的新领域。     

疏离时代主潮的名士精神——新文学 “闲适” 散文主体精神探讨

疏离时代主潮的名士精神——新文学“闲适”散文主体精神探讨张岚“闲适”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不同于“载道”话语的“言志”散文；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那些取材于身边琐事，表现一种文人式的闲情逸致，以家常闲话式的笔调抒写的小品散文。本文所...     

“元、白”的无嗣之忧及其文化心理意蕴

元和文坛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的元稹、白居易,二人除了文学同声相契、名位相等外,均有深沉的无嗣之忧,由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回避性,向来是“元、白”研究中的盲点之一,一直没有人对此进行集中探讨。但是,通观二人创作,无嗣之忧实际上是二人生存心理的重要构成因素。以此为出发点,不仅对理解“元、白”二人生存哲学的整体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理解与之相关的整个传统文化心理意蕴也有着相应的意义和价值。     

人文精神与生存方式的价值冲突

在当代中国 ,人的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在多重维度上存在着价值冲突。“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等四对生存选择的冲突范式 ,实质上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在“失落中生成”和在“生成中失落”的互动发展过程。